我们这些地方的农民，每到水稻收割季节，就带一只禾篮去水稻田里叫割禾。用镰刀将禾苗离水面十几公分处，割下来放在禾篮里，一抓一抓的割。直至禾篮装满为止，再割满这篮就变一担了。
就挑回晒谷场，将要收割的那一片全部割完挑回来之后，再进行一抓一抓脱粒。谷子脱下之后稻草按牛分配，养牛户把稻草挑回自己家门口晒干。
稻草一般要一连四天都是大晴天，才能彻底晒干。然后收起来一把一把储存好，这些草料假如被雨飘到了或放到回潮的地方，稻草就有发霉的味，这个时候牛就不吃。
养牛真是不那么简单，每天晚上都要放草料给它宵夜，每天早上还要给它喂盐水。老人说牛也要每天吃盐，牛不吃盐犁田时就走不快，也不就是耽误了自己的工作吗？
还有牛每天都要牵出去走一走，让它在外面拉屎拉尿。否则你关它一天到了晚上，它一发脾气把牛栅都会把你拆了。有一句骂人的话叫“你真是牛脾气。”这句话大概就是来自这里。反正养牛每天风雨不改，都要完成这些工作，才能达到人牛都安乐。
在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在农忙季节，确实是很忙。特别是扦秧的妇女下到水田里，一刻不停一手抓秧苗，一手把秧苗扦进泥巴里。一株一株要对齐，又要注意行距又要讲究株距，行距株距太密会影响生长。还要注意每一株的秧苗数量，太多了长不粗壮，禾穗会又短又小造成谷粒不饱满。
苗数过少也会影响产量，老农说一般一株不少于七条秧苗，多不超过十条秧苗为宜。在这种要求之下，面向水田背朝天，一干三四个小时，可想而知多么辛苦多么劳累。
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苦，一旦收工洗干净手脚，还是那朗朗的笑声。那个时代普天下农民人人平等，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还是快快乐乐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勇敢向前。
我们这些学生在年龄上说大不大，但说小也说不过去了。我们上午学会割草，下午几个商量好去砍柴。午饭后大人出工之后我们一行六个人，带着柴刀绳索就出发了。我们看到屋背面山的山窝里，看到那一大宗一大宗的杂树，便各自飞刀就砍。
不一会工夫人人都砍下了十根八根，跟手臂那么粗，差不多两米长有多。那个叔叔说大家动作要快，捆结实拿回自己屋背去，我和那个小弟老是捆不结实。
那个叔叔过来几下手，就捆得严严实实的。捆成两把再找了一根很合适的枝条，将枝条一头削得尖尖的。从一把中间串过去，这把也是一样做法，这样就成了柴担了。
我们各自收拾好，回到了自己的屋背山上。那时候那个叔叔我问他多大？他说十九岁了，他没上学多年了，但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
也还没有去生产队劳动，他总是沉默寡言，你不问他一句话也不说。很少跟我们玩，我们这些人玩这个玩那个，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另外一个角落里。时而望着天，时而低着头在沉默，他到底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但是他不说我们都知道个大概，他那个年龄什么也会想。想前途想出路，他也知道，连憧憬美好的未来都是不行的。所以他所想什么能跟谁说？他想骂人骂谁去？总之难、难、难。
当然我们小小年纪，又能想什么？当年也有一些人对成分的看法不一，这样的成分不好也会有某些方面不好的影响。但是有谁能想到十几年后，中国出了个邓小平。让全中国人都轻装上阵共同奋斗。
那天下午第一次砍柴凯旋，我回到家里将一根一根斩断成一尺多长堆在一起。母亲回来看到很高兴，问我哪里砍的，跟她说了具体地点。
她说那个地方的山不是自己村的，以后不要去那里砍，被那些人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原来如此，难怪那个叔叔叫我们尽快离开那里。
那天晚上我下去‘广裕楼’叫那个叔叔，和我们三个又来了一次器乐合奏。还是那个叔叔弹三弦，时迁吹笛子，我和小弟各拉一把二胡。
还是过江龙，卷珠帘和旱天雷。这些名曲百听不厌，百拉不烦，一旦投入，越拉越起劲。越弹越好听，越吹心越欢，这几首曲一般一奏就四遍。
它首先从慢节奏拉起，拉完一遍，第二遍略快，第三遍又略快两拍。第四遍快四拍，假如再加快合奏速度不但不能陶冶情操，反而会让人不堪入耳而烦。音乐就是如此，也要按正常的规矩来才行。
拉完四遍我建议来一首十送红军，都点头可以，我先拉了前奏，他三个紧接着就合奏起来。结果还引来了会唱的，五六个小妹妹跟着唱起来了，这种欢乐的场景宛如一场音乐盛宴。我想我们的行为，在当年寂寞的农村是很拉风的。
那个年代的中国，科技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农村连有线广播都没有。所以农民在农村，没有什么可乐之处。所以在我们那里的人们，有这些活跃的氛围展现，无疑地心情是愉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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