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守将盛暮转进到了濠州。虽然不说是撤退，更不说是逃离，但守军将士不是傻瓜，都知道主将这是逃跑了，免不得士气低落。
义军中路大军主力兵临寿春，发起攻城。
官军将士都不肯卖命坚守，都在打算退路。结果大大的寿春城，很快就崩溃，不如小小的六安城，至今坚守不下。
寿春守军溃逃。六安成了一座孤城，被义军团团围困，而且断了后勤支援。小城里面驻扎重兵固然易守难攻，可是切断了后勤就要命，那么多兵马，小城的存粮能吃多久？
不得已，本来是陈许道节度使却跑来做了六安守将的陶铁拐感到自己上了大当。盛旦、盛暮兄弟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帮他们没用，反而会把自己拖进泥坑里。陶铁拐深知后勤被切断之后难以持久，当机立断决定突围！
不愧是陶铁拐，在官军水师的配合下，率领所部放弃六安，抢渡淠河，撤到淠河西岸，然后一路向北杀出血路突围。
突围来到淮河边的霍邱县。霍邱县在前朝还叫做霍丘县，到了今朝大齐皇朝，一帮大儒商议，说丘字是圣人之名，不宜冒渎，就把霍丘县改了个名叫做霍邱县，而且勒令全天下姓丘的人都改姓邱。
这其实是极不合理的事情。照这样一来，有圣人名叫“旦”，元旦就不能叫做元旦，得叫元日；如果有什么书院胆敢叫做复旦，那更是犯大不敬的！旦字还罢了，毕竟没有丘字那么常用。丘字还是个大姓氏，为了给圣人避讳就要逼人全族改掉祖宗之姓，这不比数典忘祖还严重？
但是大儒们不管，为了彰显儒家的地位和权威，就是敢这么干。说是为尊者讳乃是华夏传统，应该光大传统！也不管传统之中其实有很多糟粕，传统其实都要按道理去改进的，不能不讲理去保守的。
《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使命，要顺应天命就不能顽固守旧。
《周易》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新的时代会有新的需要，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得到益处。
古时儒者是站在时代之先，推动时代前进。后世儒者却站在时代之末，顽固阻挠时代向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儒学变了，恰恰是因为儒学不改变，就适应不了时代的发展了。
吉义追击陶铁拐到了霍邱县，因为霍邱的地名，想起山士贤对当今儒家的评价甚低，颇有一番感慨。又想起郝半通所说：《易》之所以名为“易”，在于全书主旨是要揭示变易的道理。人世并非恒定的，而是变易的。时易境迁，自然必须有新的应对，建立新的秩序。
陶铁拐所部在官军水师接应下渡过淮河，突围回到颍州。
六安失守，合肥被围得更急，合肥守军的士气受到重大打击。淮西节度使盛旦仰天而骂，骂弟弟盛暮是个败家子，骂陶铁拐也是个胆小鬼。
光是骂不是办法，盛旦决定逃亡，叫手下诸将准备转进，也通知帮助守城的国师逢龙马等法师。逢龙马很不同意，对盛旦派来叫他收拾行李的亲信说道：“合肥城坚粮多，尚可固守，奈何转进？合肥一失，两淮势必尽失，关系非轻。”亲信转告盛旦。盛旦这时已经灰心绝望，才不管逢龙马怎么说，下定决心说走就走。
当下盛旦所部卷席而逃，搭船从巢湖经过濡须水道，从濡须口出长江，依附成山宰保命。
成山宰不惜代价将祸水北引之计，至此又有了一个收获，就是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淮西军纳入自己的麾下。这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义军联盟东路军拿下合肥，主力再向北进军，围攻濠州。
守卫凤阳山一线的官军抵敌不住义军人多势众，一败涂地。
盛暮仓皇无计，要放弃濠州逃亡，但是没有能力突围，还来不及逃到淮河边坐船就被义军抓获，落得个被斩首祭旗的下场。
这样的形势已经无法收拾，两淮之地果然全都无法守住，官军一溃千里。
淮河毕竟不像长江那样大和深，而且时值秋水渐落时节，过大的船如果不退出淮河的话，到了枯水期就会搁浅开不走了。官军水师的主力船队为此陆续撤退。
义军东路军与中路军的水师联手，控制了淮河中段。中路军主力就靠着帆桨两用船来回接送，渡过淮河，进逼颍州。
陶铁拐先前坚守六安守了很久，但这时士气低落，今非昔比。打仗全凭一股气，士兵充满勇气还是垂头丧气，战斗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局面陶铁拐也没办法了，只得放弃颍州，退兵回自己的陈许道。
义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两淮，打下诸多州县，声势越发壮大。官军丢失要地之后无险可守，一败再败，士气崩溃，望风披靡。
义军东路军分兵拿下泗州、宿州，主力渡过淮河拿下亳州，几乎把淮西道残余的州县全拿下了，把徐扬道的北部各州县也拿得差不多了，进军郑卫道的重镇宋州。至此东路军已经有将近三十万之众，光是河北反王卢元龙手下就有十几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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