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同样在改革北方的时候，福王叛乱就是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次湖广改革，如果不是朝廷抽调了十几万野战军坐镇湖广，叛乱肯定也是蔓延整个湖广。
主要是没有一定高度的人跳出来造反，所以下面的地主就算是很焦灼，内心很想造反，但也只能按捺心中的躁动。
朝廷几乎是不给造反一点机会，各项改革项目有条不紊的在湖广展开。
那些受到朝廷拉拢的地主，则是喜出望外。谁都看得出，这场改革他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
但是农业公司这个玩意，大部分地主又一头雾水，有的资金不足，有的不懂如何管理操作。
但是改革之后，农业税是照常要交的。
而用原先的生产模式，除了小地主还能支撑之外，那么大地主每年都要贴钱进去。那么除了卖出土地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很多地主，是把土地看成他们的命根子的。
与国企合资成立农业公司，这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天启十四年京城证券交易所出现了期货交易。
大宗农产品期货出现，大米也是期货市场上的一个种类，这意味着成立农业公司之后，可以直接到京城下单，每年的收益都会比较稳定。
同时政府对于商品粮生产，已经开始尝试采取订单生产的模式，湖广地区的商品粮也将逐渐普及这个制度，到时候只有生产订单的土地要交税。而那些空闲的土地，则不需要交税。
这些农业公司的生产模式，无非就是购买农机提高生产力，国企的农机制造厂已经研制出了不少关于水稻种植所使用的农机，已经在台湾和南洋等地使用。同时也有不少卖到了南方市场，这些农机提高了不少生产效率。
通过使用农机、修缮水利、使用化肥，从而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农业产出，将人口从土地中释放出去。
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利益之争，人口掌控在谁手上，谁就有利益。
当人口掌控在地主们手上时，地主们有利益。当人口掌控在资本家手里的时候，资本家就有利益。
而这场改革，却是在湖广得到了普通百姓和小地主阶级的支持。
不论是城镇百姓，还是自耕农、佃农、小地主阶级，都支持这场改革。对于普通城镇百姓来说，这场改革让他们不用交徭役税，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税，同时增加了就业岗位，户籍上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自耕农更是土地少于30亩不用缴纳农业税，佃农的佃租也降低到了15%，而过去佃农的佃租，是普遍达到五六成的。
至于小地主阶级，他们需要缴纳的农业税比较低，都不超过10%，很多只有5%的程度，尽管佃租少了，但他们往雇工型农场转移很容易。
这让那些大地主们的造反行动，缺乏了一定程度的群众基础。
普通百姓都不想造反的情况下，那些大地主也是徒呼奈何。因为没有足够的势，无法顺势而为。他们跳出来造反，就像是逆水行舟。
所以这场农业改革，只是损害了少数大中地主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家里有成员考取了功名的地主，大明的地主阶级兴衰轮回，实际上就是看功名。
如今功名不管用了，同样要一体纳税，特权被直接剥夺。
湖广局势在改革之下，看起来尽管有些波橘云诡，但实际上又很稳，闹不出什么大乱子。
那些大中地主该出局的出局，该转型的转型，朝廷起码留了条路给他们走，利益尽管受损，但也没有要赌上性命身家去造反的程度。
而在淮河流域，改革则顺利许多。
这里的地主阶级势力没有那么顽固，在朝廷改革大势之下，暴力抗法事件尽管也有发生，但却不是那么多。
而在凤阳，朝廷的改革马上释放了长期挤压的官民矛盾。
过去这里有明王朝的祖陵，当地百姓税收负担比较重，尽管出了皇帝，但却年年一大票人出去要饭。当地百姓普遍仇视官府，后来更是配合流贼把朱家祖坟给刨了，可见矛盾积累到什么程度。
这次改革，取消了徭役，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负担。
鉴于当地灾害频发，朱由校直接免除了凤阳三年的农业税，凤阳百姓顿时欢天喜地，当地的民怨很快就释放了。
湖广和淮河流域的改革，很快就释放出了大量人口。
朝廷在苏北地区，则采取开垦政策。这里有大量的芦草滩，主要是为了提供用来煮盐的燃料。
所以有很多土地是没有开垦出来的，尽管有一些流民偷偷溜进去开垦土地，但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荒芜状态。
这里如今也不煮盐了，食盐生产方式已经变成了晒盐，集中在北直隶与山东两省渤海湾地区，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晒出来的食盐的海腥味已经没那么重了，不过高档食盐还是青盐、竹盐。
那些芦草滩也没什么用了，朱由校让下面划了一点湿地保护区，其他地方全部都开垦出来，把资源分配下去，并设立州县，恢复行政，将这些三不管的地带纳入管理。至于上面那些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则给那些百姓办好户籍和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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