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为天启十五年，大明开国二百六十八年，纵观华夏秦代以来，国祚超三百年者，唯有两汉、两宋，然皆经历巨大动荡，分东西南北。历代之所以灭亡，其本质皆因社会不公，背离人民利益。或因土地兼并，或因权贵架空皇权、官僚腐朽。而今大明已立国近三百年，内部亦发生严重腐化。一方面小农经济已不适应大明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官僚资本弄权，大明已至生死存亡之际，此时此刻，大明若无改革之决心，无捍卫人民利益之决心，则大明必亡。”
朱由校将这本政治教材，分为‘人民利益’、‘阶级斗争与改革’、‘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工业革命与生产力’、‘华夷之辩’几个章节。
这本政治教材，也承当着开民智、立标准的目的，同时将重生者的经验写了出来，避免日后大明被反动派带节奏，颠覆了当前的改革成果。人民只要拿着这本政治教材，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出那些真正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
在人民利益这一章，充分的阐述了人民利益，以及人民利益与皇权的关系。
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人民亦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利益就是劳动者可以享有自己创造的财富，不被权贵巧取豪夺。同时国家的发展，应当以满足人民需求为目的，而非满足权贵、官僚之需求。太祖朱元璋来自人民，大明皇权也应回到人民之中，没有这个政治觉悟和责任感的皇帝，也不配做大明皇帝。
阶级斗争方面，则阐述了历代的阶级斗争形态。阶级斗争方面，过去的朝代主要以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为主，同时在朝廷，则表现为权贵与皇帝的斗争。
“大明建国之后，吸取历代教训，在外戚、宦官等权贵的阶级斗争方面，有较大的体制进步，权贵架空皇权未曾发生。民间的阶级矛盾，即有土地兼并矛盾，又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泛滥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从过去较单纯的土地兼并矛盾，演变成土地兼并与资本矛盾并存的复杂局势。自嘉靖允许商人子弟参与科举，商人取得农业免税特权，又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矛盾的产生。商人子弟从政形成东林党，经历数朝发展，先帝驾崩之时，竟公然闯入宫中，将朕挟往太子宫，意图架空皇权……”
朱由校直接揭了东林党的老底，将东林党钉在耻辱柱上。大明的迅速崩坏，与商人从政确实有极大的关系。此前虽然土地兼并现象存在，但地主的兴替是与科举结合的，地主家庭一旦无法培养出举人、进士，就会逐渐衰弱，而那些中举的寒门子弟，又会成为新的地主阶级，这个模式虽然存在土地兼并矛盾，但是却没有让阶级固化。
然而商人子弟中举，那就太恐怖了，普通地主、寒门子弟中举之后，未必有那么多财力兼并土地，然而商人却有大量的资本，商人突破了这个口子之后，大明的土地兼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同时也阐述了大明为什么要改革，过去举人、进士免税，相当于是拿出一部分蛋糕，让普通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可以改变命运，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这些举人、进士，又成功压制权贵阶级对皇权的架空。就是从人民中选拔出治国人才，皇帝与人民中走出来的官员一起压制权贵阶级。
这里也不得不佩服明太祖朱元璋，明代的皇帝是出自普通人民，皇后、妃子也是从人民当中选出来的，性情和普通百姓最为接近。如何没有这个制度存在，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些权贵阶级，早就被权贵阶级给架空了。但纵观明代，那些权贵阶级并没有架空皇权，最后却是因为嘉靖这个半路杀出的皇帝给开了一个让商人钻空子的口子。
随着口子被商人撕开，举人、进士免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反而对人民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过去的田赋制度已经无法保障人民利益，所以田赋制度必须改革，改革之后只有自耕农才能享有免税特权。
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泛滥，对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大明成立之初，之所以轻商税，是因为蒙古统治之后，华夏大地商业凋零，百姓连买农具都很不方便，所以太祖才制定出轻商税的政策。而今商品经济泛滥，且商人阶级向政治严重渗透，大明贫富差距严重，轻商税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局势，朝廷开征商税也是必要的。
接下来的‘资本主义形态’章节中，则是阐述了资本主义分为:官僚买办资本、民族资本、国家资本三种形态。
对官僚资本的阐述，朱由校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如果资本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敢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
官僚买办资本这种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最丑陋、最低级、最血腥、最残忍、最野蛮、最贪婪、最卑鄙无耻、最令人作呕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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