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钓鱼台军营便喧嚣起来。
各个连队尖利的起床哨音此起彼伏。
连长排长们吼叫着催促士兵加快集合速度。
各连集合完毕后，开始了大整训第一天的早操。
各连在连长“一二一”的步伐调整口令声中，整队跑步出营门，跑上京西大道，直往六里外的云慧寺而去。
这也是昨天晚上郭可阳与卢象升、孙传庭一起确定的训练方案。
每天早上起床就跑操，各连整队跑到军营西边六里外的云慧寺，再跑回来。这样一个来回就是十二里。
上午队列训练，下午体能训练。
队列训练内容，就是教导队中所教授的那些，每天上午开训前，卢象升做为主抓训练的指挥使，向连长们交代当天的训练科目。
体能训练内容则是短跑、俯卧撑、仰卧起坐，单双杠练习。
孙传庭、卢象升二人，也从之前教导队的训练中解脱出来。每天就是在各个连队之间转悠，发现训练中存在的问题便给连长们点出来。
为了让部队按照标准的时间作息，军营里安放了两台座钟。一台放在卢象升、孙传庭处理公务的官房中，一台置于营区大门卫兵处。这两台钟表，可是皇帝命内侍从皇宫里搬过来的。
这个时代钟表是极稀有的物品，只有皇宫和少数达官贵人家中才有。
孙传庭还专门安排士兵，在大门旁边修了间房子，将座钟摆放在中间。固定一名士兵，每天过去擦拭，上发条。
营门岗哨同时肩负了看护钟表的任务，每班岗哨交接时的第一件事，便是确定钟表完好。
这个时代的钟表还只有一个时针，分针要等到大约40年后才被英国人发明，而秒针则又是在分钟出现的50年后才被发明。因此，此时的钟表还不具备精确计时功能。
但是相对于以往的古代计时器，钟表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于是军官们安排作息，士兵们交接岗哨，就有了准确的时间依据，便都跑到这里来看时间。
在明代万历时，钟表就已经由传教士从西方传到中国。叫做自鸣钟，每一小时会报时响一次。传教士将其做为礼物进献给皇帝和高官。
这时的钟表可是纯手工品和进口货，机构复杂要求精密，制作复杂耗时。大明国内尚且没有人能够制造。
据来华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所着《新法算书》记载“自鸣钟三架，中样者每架价银五十两，大者及小而精工者价值甚多。”
五十两白银相等于大明一个中等收入者，不吃不喝两年的净收入。主要这玩意儿还没货，全靠进口。
不过好在古代社会对时间的要求标准比较笼统，都是大差不差，不像现代社会那般精确。因此这种精密的时间仪器，市场需求也不大。
郭可阳把宫中剩下的七台座钟，拨出来了两台给御用监。让他们安排工匠拆解研究，看看能否复制成功。还对工匠们列出了悬赏，第一个复制成功者赏银二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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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一个半时辰的加练，终于结束了，郑维国感觉自己累的骨髓都在发痛，回到宿舍像个麻袋似的一头倒在床上。
“这一天可算完了，比他娘的在运河上拉纤都累！”郑维国把头趴在被子里嘟囔道。
“可不是。光早上跑那十二里都要了我半条命。上午队列训练的时候腿都是抖得。”睡在他旁边的邓卫接道。
说完便又想到了什么，笑着把脸凑过来：“二哥受不了了？可别丧气啊！你看你那街坊张老三都当连长了。”
张老三就是四连连长张友定，他和郑维国都是通州卫余丁，同为后千户所的军户，两家住的很近，就在一个弄堂里。
张友定人虽精明，但是在弄堂里家中最穷，有点自卑，话不多，经常受人欺负。郑维国有些痞子气，但是却仗义，没少替他出头。
三人以前还经常一起拉纤，现在郑维国和邓卫却都成了他手下的大头兵。
郑维国一听这话更来气，“他娘的狗屁张老三，一朝当官就翻脸不认人。老子去连部找他说话，一句不提从前的交情。给我装的一本正经的，打着官腔说让我好好训练，别辜负了皇恩。”
“当初一起拉纤的时候，这狗日的平时没少吃咱老子带的饭。我后来就觉得这小子不地道，凡事都是只顾自己，有钱了都是一个人溜去吃喝。现在看，果然他娘的是个小人！”郑老二想起往事，恨恨地道。
“二哥莫要恼。我听排长们私下里说，现在他们这官儿，还都是暂时的。等两个月后，皇爷还要根据表现重新任命。二哥好好训练，说不定也能得皇爷赏识，也落个官当当。”邓卫小声的向郑维国分享自己得来的小道消息。
“还有这事？我咋不知道？”郑维国一听，立马就来了精神。
“今儿个中午吃完饭，我去厨房打开水。几个排长蹲在树底下抽旱烟聊天，我从旁边路过，刚好听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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