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总是短暂，眼睛一闭一睁，太阳一起一落，有时候，时间快到我来不及记得，我在匆匆离开的那一天里，做了些什么。
或许我是睡了一觉，或许我是发了一呆，又或许那对我而言，只是流水一般的事物，懒得去记下它所途经的无趣。
也正是在这样百无聊赖而感叹空度日子的时光中，我才于此语无伦次写下这些话语。
我想说什么呢，我想写什么呢，我已经不知道了，只是想到哪里写哪里，想到什么说什么，全无逻辑，却是发自肺腑。
我只是觉得，我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好像也是如此。
过去的一帆风顺和高歌猛进放到今时今日，仿佛不再那么通畅了，当然，这或许是我个人因颓废所得出的结论，全然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搞不好南辕北辙也可能，所以我的观点仅仅是我的观点，它是建立在不完全认知上的观点。
当我把目光放到从前的历史上，我找不到什么时期和如今一样，当然这是句废话，毕竟如今必然也和从前不一样。
人类最初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大致有个推断和猜测，但满载文明的航船将要去往何方，却是很难能够说清。
我们会灭亡吗，那是肯定的，早晚得死，但是在最终的结局来临之前，我们会怎么样呢，这就有了无数的可能。
当年茹毛饮血的祖先们不会想到我们今日的生活是如何便利，呼风唤雨，千里传音，我们这些人，又能想到未来万年，会是什么样吗，那时候是不是人类都成如今假象中神一样的存在了呢。
我们为何出现，我们为何而来，谁造就了我们，我们造就了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活着，我们应该怎样被记住，这些问题向来没有标准答案。
老子说万物源于道，西方朴素哲学则号称世界从水从火中产生，孔子云仁者爱人，苏格拉底告诫世人美德即知识，冯友兰说了几句哲学三问。
文化的传承让人类本身有了特别的意蕴，文艺复兴，儒释道三教九流，启蒙运动，文字狱，新文化，马克思，亚当·斯密，四大名着，乃至今时今日，躺在床上看着快餐文化，这种种无一不是曾经或现在的我们，我们缅怀过去，实际上我们缅怀我们本身。
当那些历史上解释不了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干脆让宗教传说来成为答案，上帝、真主和佛祖应运而生。
然后，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神，倒是有成群结队的蚂蚁，它们比神更加真实，我们比神更加伟大，大自然比神更加全能。
于是，达尔文出现了，他说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猴子来，最后会不会又成为“猴子”去，这还不得而知。
所以，牛顿开始搞起了物理，写了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预测了行星的轨道，把占星术师们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接着，马克思也站了出来，他看见时代进步下，工人被压迫了，他找到了剩余价值，他要解放全人类。
于是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从把美洲当做印度的哥伦布，从四大古文明到地球村，从战国七雄到希腊城邦，人们搞起了君主，人们搞起了议会，人们又找到了不同的路子，人们创造了规则，人们在规则下行事。
一代又一代人都为不公奋斗过，都想把恶人们丢进臭水沟里洗澡，让他们发臭腐烂，然而直到今天，若从某些独立的视角去看，世界其实没有变化。
马克思主义依然留存于世，并被奉为经典，那是绝对正确的真理，那是启迪人类的智慧。
但是，就算有这样说得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东西，并且会随着时间与时俱进，却没有不会改变、绝对正义的人。
苏联显赫一时，最后还是解体了，而那红色的道路我们还在继续，并且坚持。
未来在何方，作为一介匹夫，实在不敢妄自去看，毕竟我的眼界连眼前都快看不了了，何以窥探芸芸众生的明天。
但幸好，看过去还是能看的，当避开历史虚无主义的侵扰，就会发现，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去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未来。
因为以史为鉴，我们得以凭借理性和感性去回味曾经的我们，然后借此指导当下，揣测未来。
人类蒙昧初醒的日子早就无法考证，但可以确定，从那时起，贯穿到今日文明的理性与感性，不曾断绝。
我们需要理性以促进发展，我们也需要感性以共情他人。
贝多芬的音乐能感染人，成为传世经典，鲁迅的文章能警醒人，成为不朽佳作，无外乎他们谱写或书写现实，让普通人能在里面看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影子。
至于伽利略，牛顿，普朗克，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冯·诺依曼，陈寅格，那些举世闻名的人，则需要更多的理性去观察和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然后总结出能够普适的规律，促进人类整体发展。
当然，要发展也不单单依靠那些大科学家，大发明家，或是那些钢琴家，大文豪，他们这些人是先驱，是必要的，要想让时代进步，却又离不开每一个人，每一个劳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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