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娜娜和薛晓红，是王芳的两个闺蜜。三个人常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畅谈未来的人生。
她们两个我都见过。
姜娜娜，个头不高，方圆的脸庞，挺厚的嘴唇，说话的时候，一双灵动的眼睛总是时刻盯着你。
薛晓红，看上去憨厚一些。
很快，我和王芳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母亲给了王芳一万零一元的定亲大红包，寓意着“万里挑一”。
两千年，那时钱还是很成的，我工资只有三四百元，已经是喜大普奔了。
那时母亲年纪刚过半百，事业上还是一身的干劲儿。
母亲文化水平不高，能力却很强。在我们村做过妇女队长，不要小瞧任何一个管人的小职务。
作为一个小领导，无论你手下是十个八个，还是两个一个员工，没有一定的威信和手腕，你是带不好你这个团队的。
母亲在做妇女队长的时候，有一回我跟着到队上吃饭。
我们三个小孩儿吃一盘菜，我拿着筷子拨拉着菜吃，稍微年长一点儿的孩子不愿意了，说：“吃菜要有礼貌，吃自己门前的菜，不能乱扒拉！”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果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母亲做妇女队长那会儿，村里的大队干部是很有权威的。
印象深刻的是，每到春节前，大队干部就会动员村民们一起整修村里的交通大道。
整修之后，大道上不仅干干净净。并且两边低中间高，形成一个华丽的弧形，看上去十分美观。
后来，大队的权威渐渐式微了，不再具有每天都一呼百应的能力。
母亲不做妇女队长，就到村西头的罐头厂当保管员。
母亲的心算能力超强，别人用算盘还没算明白呢，她已经心中有数了。
记得当时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是七十块钱，那可是一笔巨款。发了工资，我们全家都欢天喜地。买五毛钱的猪肉，都够包一顿水饺吃的。
母亲在罐头厂上班，父亲就在家里务农，中午常常给我做“三鲜汤”喝。
三鲜汤，顾名思义，是三种主要食材，或者是黄瓜、西红柿、土豆，或者是黄瓜、西红柿、茄子。
去年春节前，我还和父亲说，今年自己家地里一定要种上西红柿、黄瓜、茄子、土豆之类的菜，还想喝他做的“三鲜汤”。
父母都已经年逾七十了，身子骨依然都很硬朗，照常在家里务农。不过不是粮农，现在是果农了。
三十年前，队上号召家家户户种果树，“要想富种果树！”。
现在看来，当年的选择是对的，我们村已经有了现代化乡村的雏形，家家户户都有了电动车，上山很方便，“上山”还是我们那边的方言，就是到地里干活的意思，虽然我们村是妥妥的地处平原，但是村民们仍然称呼到地里务农为“上山”。
离开家乡三十年，虽然交通便捷，济南距离我的家乡四百多公里，并不算太遥远，我还是很少回家乡。
忠孝不能两全，虽然自己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草根儿，毕竟在大城市工作，即使是一颗螺丝钉。也是值得的。
今年由于各种变故，我不得不返乡。
开始觉得是无奈之举，现在，此时此刻，倒是觉的是最明智的选择。
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土地，三十年，太久了，说不上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别有一番脚踏实地的真情实感。
再熟悉不过的乡音，再熟悉不过的故土，儿时玩耍到过的河滩、河岸还静静地在那里守候，我这个年近半百的游子又回到了她的怀抱。
村里的沙石土路变成了水泥马路，很多人家的瓦房换成了高大遮风挡雨的一层平楼房。
大门也宽阔了，壮观了，“天润人和”、“吉祥福地”、“家兴业旺”、“钟灵毓秀”、“幸福人家”等等门头字吉祥语，满满地映入眼帘。从村西头往里望去，背靠连绵青山，真是一片福生宝地。
我上高中那会儿，母亲不在罐头厂工作了，在自家的平房家里，买来一台压面机，旁边安放了一口大锅，开始为村里人压面。
鲜面条和挂面，吃起来的口感是截然不同的，鲜面条更加软糯顺口、有劲道。
鲜面条何时何地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母亲靠着压面，一毛一块地挣钱，我每周回家一次，母亲给我二十块钱，就足够我在学校里一个周的花费了。
从学校返家的途中，我有时会借道从姥姥村经过，顺路在姥姥家吃顿饭。
姥姥会冲一碗炒面给我喝。
炒面，就是把白面在锅里炒熟，放凉以后，用塑料袋储藏起来，想吃的时候，用勺子挖上几勺，放到碗里，冲上滚开的热水，过一会儿就可以喝了。
我喝着很好喝。
小的时候，我一到姥姥家，就会翻箱倒柜找东西吃、找东西玩，姥姥从来不斥责我，从小到大，我不记得姥姥曾经斥责过我一句。
更好的时候，姥姥会做地瓜面包子给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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