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雨领悟道：“我明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茅盾、巴金和铁凝在文坛的声望更高，可以‘压制’郑渊洁、王朔，从而证明加入作协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高传龙悠悠道：“但是，这只能证明以前作协是一个好去处，并不能说明现在作协是一个好去处吧！”
老吴、李编辑闻言，微微点头。
林婉儿、杜雨则一脸懵圈。
杜雨请教道：“那该如何反驳呢？如何证明现在作协还是值得加入呢？”
李编辑略一思索，道：“在网络舆论的浪潮中，对作协的污名化已然形成一股怪异的风潮。好像只要一个人被贴上‘作协会员’的标签，就立刻被等同于功利、投机，与文学的纯粹背道而驰；
仿佛加入作协，不是对创作能力的认可，反倒成了一种让人嘲笑的选择。
很多人秉持着非黑即白的极端心态，把少数作协会员出现的问题无限放大，将其当作整个群体的原罪。
他们用个例否定全体，用情绪化的宣泄代替客观事实，让无数坚守文学初心的写作者，以及兢兢业业为文学事业付出的作协工作者，平白无故地承受着毫无根据的指责与鄙夷。
不可否认，文坛确实出现过一些令人不齿的负面事件。
个别作协会员言行失当，违背了公序良俗，甚至出现违纪违法、发表不当言论的情况。
少数地方也曝出评奖存在争议、作风不端等问题。
这些个案确实损害了文学界的形象，也让公众对作协产生了信任裂痕。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从不回避，也不袒护，更支持依照规定和纪律严肃处理，清除这些害群之马。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颗老鼠屎坏不了一整片稻田，少数人的错误，不应该由全体作协会员来承担。
哪个行业不存在瑕疵呢？
教育界、医疗界、商界、文艺界，任何一个庞大的群体里，都可能会出现极少数违背初心、突破底线的人。
如果因为个别教师失德，就否定所有辛勤培育学生的园丁；
因为个别医生出现失误，就抹黑整个救死扶伤的医者群体；
因为个别商家失信，就批判所有努力创业的人，这显然是荒谬的双标行为。
放到文学界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因为极少数人的问题，就把数十万基层作协会员的坚守与付出全部抹杀、全盘否定。
在基层一线，我见过太多真正配得上‘作协会员’身份的写作者。
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农民，是工地里挥洒汗水的工人，是三尺讲台上默默奉献的教师，是平凡岗位上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某地的泥瓦匠张尊勇，在工棚那微弱的灯光下笔耕不辍，写下了百万字关于乡土与打工的故事，凭借自己的实力加入了我国作协。
我身边也有七旬老人，退休后潜心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圆了一生的文学梦。
还有无数默默写作的基层作者，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不追逐名利，只是把文字当作心灵的归宿，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成充满诗意的诗行。
他们加入作协，不是为了攀关系、走捷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谋取私利，而是源于对文学纯粹的热爱。
在孤独的写作道路上，他们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娘家’；
在无人理解的日子里，他们渴望获得一份专业的认可；
他们希望通过参加改稿会、采风活动、文学交流等，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让文字更有力量、更有温度。
这份纯粹的热爱，有什么错呢？
这个努力追梦的身份，又有什么可丢人的呢？
很多人对作协存在误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作协的定位与职责。
作协是文学爱好者的服务者、陪伴者和推动者，它不是权力机构，不是单纯的发表平台，更不是所谓的‘名利场’。
基层作协的日常工作，是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学讲座，帮助文学新人修改稿件，开展乡土采风活动，扶持乡村写作，推广优秀作品，守护民间文学的火种。
它为孤独的写作者搭建交流的桥梁，为优秀的新人创造展示的机会，为基层文学事业默默地铺路。
它不包办作品的发表，不承诺给予名利，只是默默地做文字背后的温暖支撑。
无数作协工作者常年无偿付出，熬夜整理稿件、组织活动、沟通协调，只为了让每一份对文学的热爱不被辜负，让每一篇佳作能被更多人看见。
这样一个以文学为初心、以服务为使命的组织，到底哪里得罪了那些口出恶言的人呢？
在网络时代，偏见往往比真相跑得更快。
一些人从未接触过基层作协，从未了解过真正的作协会员，仅仅凭借几段负面新闻、几句跟风的吐槽，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肆意嘲讽、全盘否定。
他们把‘作协会员’标签化、污名化，用极端化的表达来博取流量，用非黑即白的判断简化复杂的现实，却忽略了最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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