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时代，权力总是关乎利益，争权夺利是常态。
权力在前，利益在后。
有权力才能有利益。
所以，权力分配一直是历朝历代的政权焦点。
纵观中国历史，权力只在两者间分配：王（帝）、相。
二十四部中国史，根本上来说，就是记录王（帝）、相争夺权力的历史。
秦朝以前，“王礼先于相，王权平于相。”
王即国王，相就是丞相。
秦朝以前，丞相不是由国王居高临下任命的，而是“王拜相、相受权。”——这中间的礼仪，非常郑重。
此外，周礼明确规定：国王、丞相在道上相遇，都必须停车；丞相先下车，对国王之舆行礼；国王也必须下车，对丞相还礼。
朝堂上开会，无论是丞相先到还是国王先到，后到一方进来时，礼仪官就高喊一句：“某王到”或“某相到”，先到的那方，必须起身。
同理，会议结束，原则上国王先走，礼仪官高喊“恭送某王”，大伙同时起身相送。
但如果因某些原因，丞相先走，礼仪官必须喊：“某王送某相出”，意思是让国王起身目送。
那个时代，也有法条。
但法的概念较弱，远低于礼。
至于法学、法家，那些很晚才有气候。
礼之外，丞相的权力非常大，可以与国王抗衡。
嬴政当上秦国国王后，对相权很不满意。
他为了削弱丞相权力，强势推出三公制度：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太尉管军队，御史大夫监察百官。——用这套安排把丞相权力撬走了两块。
与三公制度配套的是九卿制。
也就是：丞相虽然不管军队、无权撤换官员了，但他手下九个部门的头头得听他指挥，是谓“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
——由这些官员权责可以看出，除了军队事务和弹劾官员，其它事都是丞相说了算。
这套制度历经秦朝及汉朝的前几位皇帝：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汉惠帝、吕后（前后少帝）、文帝、景帝……
到汉武帝继位时，这位与秦始皇强势有得一比的皇帝，决定对丞相权力开刀。
当时丞相是田蚡，朝廷上至2000石、下至400石的官员都是田蚡任命的。
一天，汉武帝当着满朝臣子们的面问田蚡：“丞相，你想提拔的人安排完了没？还有空位的话，我想安排几人。”
汉武帝故意摆出这样卑微姿态，立即得到臣子们的同情。
加上对田蚡的强势，许多人早就是敢怒不敢言。
田蚡知道众怒难犯，不得不退让。
——于是，汉武帝继秦始皇之后，对相权进行史上第二次削弱。
汉武帝决定：在太尉、丞相、御史大夫这三公之外，另设一个内朝，原来的三公成为外朝。
皇帝的意思，通过内朝向外朝传达。
内朝设三个职位：尚书令、侍中、常侍。
尚书令原来属于少府寺。其手下有六个种类的“尚”字头职官：尚书、尚衣、尚冠、尚食、尚浴、尚席。——其实就是负责皇帝文件收发、衣、食、住、行……等日常事务的贴身服务员。
侍中后来成为门下省的长官称呼；常侍就是经常伺候在皇帝左右的意思，后来成为太监（宦官）专用职称。
这三个职位刚出现时级别都不高，也就是六～四品不等。
但他们有个特权：可以随时进入禁中，面见皇帝。
汉武帝的搞法是：在九卿之中或九卿手下，挑选自己信得过的官员，给他们加“尚书令、侍中、常侍”这些兼职，使他们随时可以觐见皇帝，成为皇帝的情报员和传令官。
这样改革以后，没过多久，丞相权力就被内朝架空、接管了大半。
汉武帝在位后期，丞相的决策权逐渐被皇帝收走，丞相成了皇帝命令的执行者。
内朝、外朝制度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又有变化。
光武帝改置尚书台，自己亲自管辖。
尚书台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为决策和执行机构。
在皇帝和尚书令之间，设置一个桥梁性质的官职：领尚书事（后来改为录尚书事）。
领尚书事（录尚书事）地位高过其他官职，成为皇帝之下、百官之上的第二人。也就是首宰。
至此，三公成为完完全全的荣誉虚职。
到了曹魏时期，魏文帝改“尚书台”为“尚书省”，另设“中书省”，负责起草、制定政策。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
这套机制发展到南北朝时，又多出一个“门下省”，负责审核政策。长官称纳言（后改侍中），以下是门下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
【后世日本抄袭中国古制，引进大量官职名。日本有本古文学作品叫“枕草子”，其女作者名“清少纳言”，这个“纳言”，就是因为其父亲担任“纳言”这个官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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