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有了两位服饰参谋，很快就形成了推动易服的具体思路。
本来这些事，皇帝完全可以下令给几个臣子，让他们去办，不必亲力亲为。
但这是鲜卑族向汉族习惯转变的大事，关系到每个鲜卑人。
拓跋宏觉得这事太过敏感，复杂性、艰难度不亚于迁都，稍有不慎很容易加剧民族矛盾。
他必须抓在手里，不能失控。
拓跋宏之所以如此重视此事，也与皇祖母对他总结崔浩案子的教训有关。
皇祖母曾对他说：崔浩案件发生，其实朝廷和崔家都损失惨重。
在那件案子中，崔浩家族和三个姻亲家族固然遭受灭顶之灾，而魏国国家也付出了极大代价：鲜卑族与汉族和平相处的节奏由此短路；国内多地爆发起义，内耗严重且持久。
崔浩家族被诛，表面上看，是崔浩编纂国史时，对拓跋先祖不敬。
而实际上，国史记录的拓跋先祖的“丑事”，都是事实，并非崔浩杜撰。
即便崔浩未请示皇帝，擅自刻史于碑、公之于世，但因皇帝拓跋焘亲批过“务从实录”，皇帝若想宽宥崔浩，也是说得过去的。
何况，销毁那些石碑和史书，将史书删改后重印，不是多大的事。
已经公开过的书籍、石碑造成的负面影响，范围十分有限。以当时的统治手段，很容易抹除。
崔浩之所以必死，真实根源是他主导的汉化改革失控。
要理清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游牧民族开始进入中原，是在西晋末年。
那时晋国持久内乱，造成对北防线空虚至极。
游牧民族骑兵杀进长城以南后，感到了汉人反抗力极其羸弱。
这些游牧民族，刚进入长城后，并没有世代久居于此的打算，他们根本没有定居这种概念。
他们更没有建国方略。
所以开始时，他们只要土地，不要人口。所过之处，不留活口，放任湿润肥沃的耕地长草，用来放牧。
后来，他们发现，汉人竟然根本没有赶走外来者的力量了。
于是，游牧各族决定各据一方，鸠占鹊巢，就地安营扎寨，形成本族的统治区域。
然后向南步步蚕食、攻城掠地，仿照汉人建立国家。
从那时起，游牧各族才改变屠光汉人的传统做法，留下当地人，打算奴役、统治他们。
鲜卑族领袖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思考本族与汉族如何相处的问题。
鲜卑贵族中的睿智者，经过与汉人打交道后深知：鲜卑族要想形成对中原长久统治，则必须将当地汉人鲜卑化，或者鲜卑族人自我汉化。
二者必选其一。
若任由鲜卑族与汉族华夷分明、阵营对立，汉人、鲜卑人的小规模摩擦，迟早会转变成猛烈对抗。
到那时，鲜卑人如果镇压得住局面，必定是大肆屠戮汉人，损害国力。
而如果鲜卑人镇压不住，那自身就会被汉人屠杀殆尽。
只有民族融合才是统治长久的唯一出路。
然而，汉人的人口基数、文明底蕴，实在是超过鲜卑人太多太多。
加上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先进太多。
鲜卑人同化统治下的汉人，无异于开历史倒车，也不现实。
鲜卑皇族拓跋氏高层几乎都看清了：即便鲜卑人不情愿，为了国家权力延续，鲜卑族人汉化是最佳选择。
从明元帝拓跋嗣开始，朝廷就开始讨论、布局这个思路。
只是碍于当时鲜卑族人的整体心态还难以接受汉化，所以高层的决策，声势不能太猛，步子不能太大。
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皇族政权稳固了，国力也强盛了，推进汉化的条件也成熟了许多。
拓跋焘便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无比信任的司徒崔浩，让后者大胆尝试。
崔浩在魏国朝廷，历经了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代国主，声望在臣子中无人可比，受信任程度在拓跋焘时期达到巅峰。
他本来就是有理想的人，一直在为异族统治下的汉人谋求出路。
到了晚年，崔浩被皇帝的信任冲昏了头脑，也对自己的实力失去客观判断，过于自信。
另外，寇谦之及他的继承者身后的道教，也给了崔浩一种特别信心。
在这样前提下，崔浩推出了“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改制方案。
原本，鲜卑族人建立的魏国，民族等级划分是：鲜卑皇族为第一阶级，鲜卑八大部落为第二阶级，汉人士族是第三阶级，其它族世家为第四阶级。
崔浩推出的措施改变了这种格局。
他的具体做法是：将国内所有门阀世家，不论种族，按同样统一标准重新评定等级。
这样，魏国境内只有门阀高低，不再有华夷区分。
北魏立国百年了，原来的鲜卑贵族阶级中，确实有许多世族大家已没落。
相反，有不少汉人家族崛起了。
崔浩的做法，不仅是对各族世家现状的表述，也会深刻影响他们将来在官场职位的分配、经济活动参与机会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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