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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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对于屈原的《天问》《九歌》也是喜欢，认为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宋代洪兴祖论说《天问》之作：
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
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
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
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白话文的大意是：
洪兴祖非常赞赏《天问》，说此文道出了诸多亘古忧思，都只是好奇猜想推测发问，没有人真正的能说得清，道得明。
天地变化引人深思又非人的智慧所能把控；
天不会回答人的疑问的，天问也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罢了。
大到国家兴亡，小到人生起落，都可能不只是人为，而是天作。
孤独之人，或许不是孑然一身，还有上天在监察。
但《天问》只是问，没有回答；因为本也不期望有答案。
说是问，不如说是向天的祈祷，与天的交流。
人间太多纷扰，在地上理不出答案，或许问题的根源在已知的事物之外。
无处诉衷肠，向天话凄凉。
《天问》之后，唐朝柳宗元写了一篇答疑之作《天对》。
用元气，阴，阳三位一体作为本源，开始给出一个所涉及问题的答案。
但明显的是个低分之作。
太史公读《天问》，悲气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对》，失其旨矣。
太史公的评价的意思是天问是人类悲歌，柳宗元的回答没有怜悯苍生的内容。
《天问》是问人间不平事的解决之道。
后又有唐代刘禹锡看柳宗元写的《天对》确实没有展现文学界，理学界，道家的学术成果，就写了《天论》：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
“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
刘禹锡这《天论》洋洋洒洒，确实发人深省，领会了屈原天问的主旨所在，阐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天论》写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为政治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社会存在形态，人生的意义及生活方向，方式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类的刑罚与法，是合天理的，天经地义。
人在天道中，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如若凄惨悲哀来者背道而行，则不需要困惑，也不要同情。
《天问》是人本主义的，《天论》是道本主义的。
在当时的西方国家，道就是神，道本主义就是神本主义的。
统治阶层看到社会统治不需要天道也可以达到眼前的目的，就鼓吹人本主义。
这是没有远见的，也是所有朝代都最多只能坚持数百年左右光景的原因。
因为看重人本过于道本，最后人的罪恶就会无所约束。人的欲望取代天道地位作为赏罚标准。
法也就没了公平。
没有公平的法越普越乱。
法家注定无法独领风骚，因为法本质上就是工具。
法体现的是人类离道的远近。
《天论》高明之处在于，不是简单的去回答那些无法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阐述自己对于天道比柳宗元更为优秀的理解。
刘禹锡的意思是：“但凡有形的东西都不是全能的。
“天，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人，万物之灵长。
“有些事天能干可人干不了，也有些事人能干可天干不了，所以说，天和人各有所长。
“天的规律是生养万物，它能使万物强壮，也能使万物衰弱；
“人不一样，人是依法治为核心的，要明辨是非。
......
"人比天强在哪儿呢？就强在法。
“在一个公正严明的法治氛围里，是非明确，赏罚也明确。
“如果依法受赏，就算你已经高官厚禄不在乎那点儿小钱，你也理直气壮地接受奖励，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好事必然就要受赏；
“如果你做了坏事，就算是对你抄家灭门，你也得认，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坏事，必然就要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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