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若是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这是19世纪后期，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所着的《欧美环游记》中，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的一段文字。他也是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
晚清时期，西风之东渐越来越甚，西文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熟悉，其标点符号之方便，也时时刺激着大家的改革热情。
1897年，有个姓王的东莞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
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革命先驱们在发展和推广使用标点符号中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
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古代中文无通用的标点符号，直到19世纪开始使用“。”作为断句，其他的标点符号还未涉及。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标点符号，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也与后世通用的标点符号不尽相同。
“李公、贤妹，你们觉得我这个想法，若是应用到文章中，怎样?”
王松本来是想让李若虚、郭永几个一起跟他商讨一下，看这个初级国学的入门教材如何编，想不到黄馨恰巧过来，非要加入进来。
自从黄馨在这大名府呆下以后，黄家所有的北地生意，便都由她打理。
黄师舜的这个大名府“办事处”，由于黄师舜南下，带走了大量的玻璃和瓷器制品，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生意往来。黄馨也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于是便经常的来王松这“串门子”，探讨诗词，谈古论金，妥妥的“迷妹”一枚。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千娇百媚、彬彬有礼的福建女子对王松颇有兴趣，众人也乐得其成，也使得黄馨在宣抚司衙门出入频繁，来去无碍。
自家相公都不反对，他们这些下人又凭什么去做碍眼的大萝卜。
在这份新编的初级国文教材中，王松想要把后世的标点符号应用到文章段落教学中去。他把张德彝的备注稍微改了一下，以便和自己后世语文课程所学的一样。
中华原来并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中华自战国使用标点符号，宋元明时期标点符号的使用进入成熟期，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存在严重的多号一用，一号多用现象，还有很多钞刻本不用或很少用标点符号。
中华标点符号的正式完善与广泛使用，不过百年的历史，而且是“土洋结合”的产物。我们老祖宗最早的书面语言基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王松后世受过义务教育、并读了高等教育，因此对流行的汉语拼音是熟谙于心。24个韵母和23个声母，16个整体认读音节。一二三四、四个声调，都是熟的不能再熟。并且使得拉丁字母和汉语拼音完美结合。
“相公，这应用起来倒是十分顺手，说起文章来也是抑扬顿挫，颇有味道，这倒是文章上一个非常不错的填补。只不过，如此一来，恐怕会引起士林的不安啊。”
李若虚读了一段加了标点符号的《桃花源记》，果然是读起来毫不费力，直白易懂，颇有融会贯通之感。
“此标点符号若是可以直接在学堂中使用，过上三五年，就不会再有人反对。若是能装页成书贩卖，必定颇受欢迎，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学富五车。”
黄馨轻言轻语地说道，心里却对王松的这套文章新规则十分震惊，“迷妹”的眼神也更加炙热。
江南、两浙、福建都是人口众多、富裕繁华之地，这若是率先印刷一批带有标点符号的书籍，拿到江南销售，必定可以大卖。
“相公，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诗词歌赋的位置可以调一下。比如这个《归去来兮》应该往后，放到第三册的教材以后。而这个《观刈麦》则是应该放在前面一或二册。”
听到李若虚的言语，郭永也是点点头道:“如今金人南下，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唤起百姓的反抗意识，多放入一些爱国篇章，似乎要更恰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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