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员有怨言的，不仅是幽州本地的军民，就连雒阳城中，也有大把的人欲将他除之而后快。
宗员是从护羌校尉一跃升为中郎将的，而他本人虽去过雒阳，但时间非常短，因而更不可能在京中有亲旧故交，他升官的唯一支持者，是汉帝本人，而汉帝当初升他官，也是看中了他寒门的背景以及与朝中的三股势力，都并无关联。
汉帝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送给大将军何进的话，会先在自己一手提拔的人身上应验。
除夕那天，大将军何进、大司徒崔烈、大司农张温便一并上书，痛斥宗员渎职误国，乃至丧师过万，幽州疲惫。而且，他们还抛出了一个更为震撼的观点：宗员才是谋杀张让的幕后主谋。理由是，他为了筹集军费，不惜逼迫刘虞向幽州豪强开刀，事后，又怕张让报复，故而雇凶杀之。
汉帝才不会信他们三的鬼话，却又百口莫辩，因为，刘虞到京后，便有议郎上奏，为了家奴而杀有名望的宗室大臣，是亡国之兆。而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刘虞更是表现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并引经据典，将负责审判的延尉驳斥得哑口无言。
汉帝无奈，只好将刘虞免官为民，此外就不再追究，但张让遇刺一事，还需要一个交代，因此，朝中诸卿便一并将矛头对准了毫无根基，却被天子突然提拔起来的宗员。
对于朝中诸公的攻势，以张让为首的中常侍却是集体失声。一来，他们也不敢逆着全体公卿的意行事，二来，他们的宗族子弟，也没少被刘虞给办了。现在刘虞是办不了了，但办个有份出力对付他们子弟的宗员，也是可以让他们勉强出一口恶气的。三来，宗员从来没有给他们送过一分钱的礼金。当初支持宗员，只不过是顺着陛下的意思而已。
光和七年正月初三，宗员被革职，押送上京候审。但朝中的风波，却并没就此平息。相反，围绕着该派谁去平定冀州黄巾这一问题，朝中诸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刀光剑影。
以大司农张温为首的一派，欲推举刚刚在西华擒斩彭脱、波才的皇甫嵩为大将，领军平定冀州黄巾，而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一派，却希望能以袁绍领军，平定张角的叛乱。
至于张让等人，则再次失声，因为这两人，都跟士族有着颇深的渊源，按照平衡之道，他们应该极力反对，可在他们的势力之中，又确实没有将相之才去替陛下解决张角。
对于这两个人选，汉帝哪个都不想任命，因为皇甫嵩出身朝那皇甫氏，这皇甫氏世代将门，可在近三代却有着朝士族发展的趋势，最为明显的征兆是，大司农张温竟然亲自下场替他说话。这不就是皇甫嵩跟士人的关系非同一般的明证吗？
至于袁绍更不用说了，初除濮阳长，便以清能名，长社一战，更是播名兖豫，再加上他天下第一士族的出身，能耐本就让汉帝觉得惧怕，现在身为外戚的何进，竟又替他站台，要是袁绍在冀州又像在长社时那般克日平张角，那以后，这江山是姓刘还是姓袁？
就在汉帝隐隐动了杀心之时，太傅袁隗及时上书，表示侄子袁绍年少轻浮，难当大任。汉帝顿如渴死的人见了清泉一般，大喜过望，重重地赏赐了袁隗，然后将何进的提案否决了。
袁绍被否决，何进等人也加入了沉默的行列，于是朝堂之中，便只剩下了张温一派人的声音。
但二月初九，汉帝却不与众人商议，深夜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持节出镇冀州、幽州，而卢植麾下的部队，由这一年在三河征调的骑士，以及北军五营一万多人组成。
卢植不负众望，二月中旬率军抵达邺城，三月初一，便大败“神上使”张程的十余万黄巾军，挥师直扑首义之地钜鹿的门户—邯郸。张角大惊，慌忙从冀州各地抽调兵力，以抵抗卢植的四万余精锐。
被张角抽调去防守钜鹿的部队，包括镇守南皮的张世元部，由此，固守真定—渤海一线的黄巾军，兵力锐减至两万余人。而且，能战精兵，不满一万。
卢植的斥候探得这一消息，立刻飞马回报。卢植大喜过望，立刻亲自修书一封，请求（命令）幽州刺史郭勋，率领幽州军南下进攻王大志，不求胜，只求能将张角的注意力分散。
接到军书后，郭勋皱了皱眉头。因为幽州的军政巨头：刘虞、宗员，都先后因战事而被捕，前车之鉴摆在这，那他自己，还要不要去蹚这趟浑水？再者，谁也不知道在幽州的各个角落里，还有没有黄巾余党在蛰伏，一旦自己率领幽州官军主力南下，万一幽州的黄巾余党死灰复燃，该怎么办？
公孙瓒献出一计，他将和刘备、梁祯，兵分三路，同时进攻真定、安国、博陵三地，以求打王大志一个首尾不能兼顾。而郭勋则留守幽州，以震慑群小。
原来，在大量部队被张角抽调后，王大志为了避免兵力过于分散，而被各个击破，而丢弃了真定—渤海防线的外围县邑，将兵力收缩到真定、安国、任丘、博陵、安邦、石邑、南皮几城之中，但即便如此，每座城之中的兵力，也往往不过千人，因为除了防守这些城池之外，王大志还需防守这上千里防线上的所有道路要点，以及必要的机动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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