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东汉半壁江山的黄金大起义，给了许多平民出身的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少人凭借自己的机谋血勇，从大头兵做到了别部司马。但在高兴之余，他们也隐隐察觉到，似乎无论自己再如何拼命，官职也是止步不前了。
他们的感觉没有错，因为此时的帝国军队派系林立，山头众多。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人，除非出身世家大族，否则要想在马上博取功名，就必须倚靠一棵大树。否则，哪怕是惊才盖世，也断无升任校尉的可能。
而如何站队，向来是一门比战争更深妙的学问，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西汉初期的韩信与叔孙通。前者被誉为“兵仙”，平生不知战败为何物，可最后却因刘邦的猜忌而丧命。
后者是个十姓家奴（注：1）先后在秦、楚、汉三朝任职，期间昏招迭出，统一战争期间未立寸功，但在汉朝建立后，他却敏锐地抓住了刘邦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机会，一举翻身，当上了太子太傅不止，还成了后刘邦时代干涉朝政的诸多“老臣”之一。
若是韩信在被萧何月下想追的时候便提前知晓自己以及叔孙通的结局，不知他又会以怎么样的心情，来回应萧何的相邀呢？
皇甫嵩绝对是历朝统治者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军人，因为他心中永远装着“大汉”二字，心中装着，行动中自然是处处维护。正因如此，他对军中的“站山头”现象十分不屑，他本人更是没有一兵一卒的私兵，也从不与下属建立“依附”关系。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后来汉帝及董卓才能如此轻易地剥得他的兵权，而不至于激起反对的浪潮。
但皇甫嵩的自律，非但没让僚属们自感忏愧，反而还给他们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来肆意扩张自己的势力。
按汉代的制度，自校尉起，便有独领一军作战的资格，因此校尉们在率领自己的部下抵达三辅前线后，便要去找皇甫嵩报道，由皇甫嵩根据情况或合编，或另派任务。
不过校尉是世家豪门子弟才能担任的军职。而平民中的能力出众者，最多最多只能担任别部司马，但别部司马是同样能够独领一军的，因此按照规定，别部司马在将部下带到前线后，也应该向皇甫嵩报告，由皇甫嵩统一调配。
但此时还有一项“潜规则”，那就是允许各将领、校尉拥有自己的私兵。因而这些既能打又没有背景的别部司马就成了大伙争抢的“香饽饽”，许多人甚至派自己的心腹家将守在路上，专门向“无主”的别部司马们抛橄榄枝。
梁祯的军职，依旧是别部司马，但论实力，他麾下却有两千五百名战兵以及近九百名辅兵。甚至还超过了一些校尉，论功勋，梁祯从军四年，转战两千余里，地跨幽、冀、并三州，战功更是远超一些仅在兖州、豫州、南阳这些内陆州郡作战的校尉。
因此梁祯拒绝了所有来自校尉们的拉拢，不是因为他榆木脑袋，非要去皇甫嵩那报道，先流上一年半载的血，然后被遣散回家。而是在梁祯看来，自己现在的实力，已经足够支撑起自己的“野望”了。因此，他需要找一个翅膀更硬，能将自己带上九霄的人。
这个人，正是处境微妙的中郎将董卓，他空有军中第二高的军职，却因嫡系涣散，自己又刚从狱中出来，而几成摆设。
这是梁祯第一次看见董卓真人，一见面，梁祯就大吃一惊，因为他本以为董卓应该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将。可现在坐在帅案后的人，哪怕往年轻了去猜，也有六十上下。
跟这个时代的所有猛将一样，董卓也挺着大肚子，这是因为古代并没有十分科学的增肌方法，要想变得强健，就只能拼命去吃，吃饱了好去舞十倍、二十倍于战刀的大铁刀。而大肚子托着的，是一张刚毅且插满银长须，如同战后的古城墙般沧桑的脸。
梁祯先拱手对着董卓行了一个天揖，然后用一种他只在幼时听家中老人说过的语言来报上自己的名号：“在下安定梁祯，见过董将军。”
栗敬曾在营门前大骂梁祯是梁冀余孽，贼心难改。梁祯先是大为吃惊，然后又细细回想起记忆中的零星碎片，发现似乎还真是栗敬所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是说，他家并非世居扬州，而是在梁冀当权时，借着梁冀的权势才得以从边地迁至内地的。这么一来，自家的老人还操着一口迥异于扬州方言的语言这事，似乎也说得通了。
董卓少时是游侠，又久居西州，身上有着洗不掉的西北式豪爽，而且他本人就是个收买人心的好手，梁祯一礼刚毕，他便起身还以平礼：“梁司马不必多礼。来，坐。”
“谢将军。”
“司马赶了那么久的路，想必也渴了。这是右扶风最好的酒，来，尝尝。”董卓抱起一只只比他的肚子小一点点的酒坛，灌满了一只酒樽。
“谢将军。”
“唉，你我皆是为陛下而战。何需多礼？”董卓笑着摆了摆手，然后轻轻将一只木牌摆在帅案上，“最近大军云集三辅，但粮草的供应却是混乱得很。日后司马若在粮草上有什么困难，只管拿着这牌子去跟仓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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