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门徒曾与孟子展开激烈辩论，场面异常激烈。最终，孟子对许行使出了地域歧视的招数，称他为“南蛮鴂舌之人”，意为没文化的南方野蛮人。
然而，正是孟子的这种地域歧视，让原本记载不多的农家大师许行被记录下来，为大家所了解。许行所代表的农家，尊神农为鼻祖，是诸子百家中主张发展农业的学派。他们认为“民以食为天”，粮食从古至今都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根本。
因此，尽管农家的知名度不高，但其思想在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影响深远。许行作为农家的代表人物，不仅着书立说，还亲自耕种，收成非常好，在当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
他的影响力之大，甚至让儒家的门徒放弃儒学，拜他为师，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其中，跳槽到农家学派的陈相，是当时儒家八派之一的大儒陈良的弟子。
提到陈良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据说他是屈原的老师。陈相的“背叛师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引起了儒家硬汉孟子的不满。
于是，孟子与许行的信徒陈相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农论”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简单来说就是：不耕作的人是不是应该获得食物。
这场辩论也让我们充分了解许行及农家的思想。以许行为首的农家学派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意思是即便你是贤者或君主，要吃饭就得和百姓一起耕种，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然后再去治理国家。许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反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
他的主张和我们主义的某些理念有相似之处，比如共同占有社会资源、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体现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共同矛盾的思想，要求人人自食其力，共享成果。
然而，许行的思想也存在局限性。他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以类似巴黎公社的理想社会构架来解决阶级对立的矛盾，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局限性。
与许行的主张针锋相对的是孟子的思想。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意思就是脑力劳动者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管理，脑力劳动者需要体力劳动者供养，这本身是公平的。
孟子强调，这种生来就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明确等级关系，是社会分工的需要，是天下共同的道理，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概念。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孟子的主张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然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今天大家渴望追求社会平等的时代，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映照了后世几千年，已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理想范式。孟子的主张其实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立场，因此他对以许行为首的农家学派大加讨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而因为许行的主张确实过于理想化，加上孟子的雄辩，最终孟子赢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孟子通过揭露许行思想的局限性，从社会分工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出发，强调社会分工的本意没错，但却被统治者当作社会阶级等级划分的理论依据。
“市贾不二”是许行提出的又一个重要主张，也是从底层人民角度出发的思想学说，意思是货物的价格应该统一，没有相互欺骗的现象。
比如，同样大小的西瓜，许行认为其价格在全国各地都应该固定为一个合理价格。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会受欺骗。
这一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对商人利用市场进行高利盘剥的不满，以及他们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
这种主张比杨朱的“为我”观点更为激进。杨朱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代表，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仅靠双手劳动维持生活。
许行主张“重农抑商”，但这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
而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因此，重农在封建经济时代是具有合理性的。
农家学派的思想也在影响后世。农家在政治方面的诉求，如重农和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视，一直被后世君主所实行。然而，许行曾经主张的“军民共耕”和“收获均分”思想，却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统治者淡化。
尽管“收获均分”的思想被统治者所排斥，但后世的君主常常会在春耕时举行重大的祭典。在仪式上，皇帝会亲自扶犁礼耕，以此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达到劝课农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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