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重重坑穴到来，凶险故暂且休息，落入坑穴之底，不要轻举妄动。
前方是一重又一重坎，避开第一个未必能躲过第二个，避开第二个未必能躲过第三个。出得龙潭，又入虎穴，这就叫祸不单行，继续下去很凶险，怎么办？
暂且休息吧！
我们走到一边去，离龙潭虎穴远远的，岂不是就比较安全了？
若是一不小心滑进坎井之中，落到坑穴的底部，又该怎么办？
更加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不知道坑穴之中有什么未知的凶险，比如说机关暗箭，比如说蝎子毒蚁，既然目前看起来无事发生，小心保持现状，静静等待救援为上。
唐高宗的凶险不只来自于宗族内乱，不只来自于后宫权争，同样也来自于贵胄重臣，比如说舅舅长孙无忌（594年－659年）和尚书右仆射褚遂良（596年-658年）。
长孙无忌是鲜卑族人。作为唐朝的开国元勋，他为唐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之无愧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
长孙无忌既是勋臣，又是国戚，但他深深懂得功高不居的道理，多次上表请辞封赏，包括尚书左仆射、司空以及国公封地等等。他越是推辞，越是得到信任和重用。
唐太宗病逝后，遗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政。唐高宗登基后，长孙无忌进拜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扬州都督，主持朝政。
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又改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在唐宋两朝，其权力相当于宰相。
封建王朝，皇权与相权的角力从未停止。所以宰相的名称、权力几经变易，从丞相、三公到三省，再到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清朝的军机大臣。为限制相权，朝廷的最高权力中枢甚至一朝多变。
比如唐朝，刚刚鼓捣完善三省六部制，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领相权，但很快就又变出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来分解三省长官的职权，同时把实权最大的尚书省长官硬生生踢出决策层，将其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执行机构。
相比三省制的频繁变动，六部制则随着时代演进逐渐稳定。因为这个层级的高官，很难威胁到皇权，反倒有可能成为相权的掣肘。
唐高宗对舅舅长孙无忌恭敬有加，基本上长孙无忌的奏折和建议，都不打折扣地采纳照办。相比起来，长孙无忌对待外甥唐高宗的态度，远远比不上对妹夫唐太宗那么谦恭，并且他还开始有意识地夹带私货。
比如他受命审理房遗爱谋反案时，就借机把政见不合的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蜀王李愔和驸马都尉执失思力等人都牵连入狱，或赐死，或流放岭南。
这种夹带私货也许是唐高宗喜闻乐见的，因为这剪除了其皇位的潜在威胁，让他的龙椅坐得更加安稳。
但在册封武则天为后一事上，长孙无忌和另一位辅政大臣褚遂良公然唱起反调，这就让唐高宗不能忍了。
褚遂良是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齐名的“初唐四大家”之一。他的书法代表作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该书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最能代表其楷书风格。
褚遂良是一位着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位不错的政治家，最高官至尚书右仆射，差一步就成为尚书省的最高掌权人。
在唐朝，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前担任过尚书令一职，尚书省不再设尚书令，只以尚书左右仆射为长官，其中又以左仆射为尊。
在废王立武之前，唐高宗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右仆射褚遂良商议。褚遂良在反对派中一马当先，冲到了最前方。他把官笏放在台阶上，摘下官帽，叩头流血道： “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
如此激烈的态度，自然引起了武则天的嫉恨。她被册封为皇后后，褚遂良被外放到潭州（今湖北省长沙市）任都督，第二年春天又被调往更远的桂州（今广西省桂林市）任都督。不久，褚遂良被诬谋反，再次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并死于此地。
褚遂良被干掉以后，长孙无忌唇亡齿寒，很快暴露在敌对势力的枪口下。
公元659年，中书令许敬宗使人向唐高宗呈奏密章，称长孙无忌图谋造反。
许敬宗是一个厉害人物，文人无行的突出代表。当年他在宇文化及的屠刀下，靠着哭泣哀求活了下来，后来几经辗转投靠到李世民麾下，成为“十八学士”之一。
他凭着见风使舵的本事最后官至宰相，也就是同中书门下三品，但他死后的谥号却糟糕的很，初曰“缪”。
这是一个恶谥，意思是“名与实爽”，名不符实。
幸好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于是通过公议改了一个谥号，曰“恭”。
什么意思？
既过能改。
这就相当讽刺了，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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