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曾伯在《宋史》中有传，但是写的比较简单。
通过查阅明朝成化年间的《杭州府志》，我们可以了解到，李曾伯的太爷就是那位以“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而闻名的北宋丞相李邦彦。
这里顺便说一嘴，李邦彦在金兵逼近开封的时候，力主割地求和，因此他也被后世认为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曾伯的父亲李景翱曾任四川总领一职。在《宋史·李曾伯传》中也提到，李曾伯在担任四川宣抚使之后，才被“特赐同进士出身”。这表明他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是依靠家族的门荫得以入朝为官。
李曾伯的父亲李景翱当过四川总领，《宋史李曾伯传》中也说他是在当上了四川宣抚使后，才被“特赐同进士出身”，由此可知，他是通过门荫入仕的。
此外，《宋史·李曾伯传》还记载了他三次被罢职落官的经历。第一次大约发生在 1246 年，当时李曾伯还在两淮制置使的任上，因为“言者相继论罢”而遭免职。第二次则是在 1260 年，因为“谏议大夫沈炎等论罢”；至于第三次，则是在1265年，“殿中侍御史陈宗礼论劾，褫职”。
由此可见，前两次李曾伯都是遭到了多位言官弹劾，但奇怪的是，在《宋史李曾伯传》里，都没有详细说明他被弹劾的理由。
小说里，主人公赵旋遇到李曾伯的时候，是在景定元年，也就是公历的1260年。这正是李曾伯第二次遭罢黜之际，而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二岁了。
为了让《春到江南花自开》这本小说能更贴近历史事实，我特意去查了一下沈炎等人弹劾李曾伯的原因。
《宋史理宗本纪》里曾记载道：“（景定元年）五月壬申，李曾伯、史岩之并落职解官，曾伯坐岭南闭城自守，不能备御。”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身边都会有起居郎负责随时记录他的一言一行。因此，《宋理宗本纪》里的记录，可靠性就比较高了。
不仅如此，这一记载并非孤证。宋朝人所撰写的其他书籍，如《宋季三朝政要》和《塘钱遗事》等，也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印证李曾伯这次被罢官的真实原因。
比如《塘钱遗事》中，就明确的记载道：“广帅李曾伯闭门自守，北兵遂至潭州。”而在《宋季三朝政要》中，也是持相同观点的。
李曾伯虽然以门荫入仕，但是他毕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所以文采还是不错的。如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李曾伯所撰写的《可斋杂稿》三十四卷、续稿八卷以及续稿后十二卷等文章。后人将这五十四卷书合称为《可斋类稿》。
在《可斋杂稿》中，除了有李曾伯的诗词文章，他还记录了自己和南宋朝廷之间的互动情况。通过阅读《可斋类稿》，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兀良合台穿越广西北上的相关内容。
李曾伯曾经在1259年十月七日，接到了宋理宗的一道谕旨，这道谕旨明确的告诉他“出兵遏其锋，若闭城自守，则恐透出内陆。”
李曾伯接到谕旨后，也不敢怠慢，于是连忙命令统制王胜率领军队追击。但是时间上已经晚了，因为因为兀良合率部已经于十月八日进入了湖南全州。
在1259年十月七日，李曾伯曾经接到宋理宗的谕旨，宋理宗明确命令他：“出兵遏其锋，若闭城自守，则恐透出内陆。”
正是因为宋理宗的这道命令，李曾伯才连忙派统制王胜带兵追击。但是时间上已经晚了，因为兀良合已经于十月八日进入了湖南全州。
需要说明的是，在宋、元时期，全州隶属于湖南的管辖范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全州才被划归为广西。
时间来到了十一月十七日，李曾伯收到了湖南提点胡颖的公文，文中说兀良合台已经到了长沙，请求李曾伯派兵支援，于是他又派统制周旺，率军北上支援。
而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李曾伯又接到了枢密院的命令，严令他务必要“分遣兵将，火急追袭”。李曾伯这才于景定元年正月十八日，又派出了都统刘雄飞率领军队前往长沙支援。
兀良合台围住了长沙长达数月之久。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的记载，他之所以留在长沙不继续北上，是因为他在大理之时，“宪宗（蒙哥）遣使谕旨，约明年正月会军长沙。”
直到蒙哥死后，忽必烈“遣也里蒙古领兵二千人来援，且加劳问。”阿里后台这才率部“遂自鄂州之浒黄洲北渡，与大军合”。至此，长沙之围结束了。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的记载，他这次出兵广西，只带了三千骑兵和一万由云南土着组成的杂牌军。但是就这一万三千人的部队，在兀良合台的带领下，竟然可以由南到北的依次打穿了广西、湖南全境，并且包围了长沙城，打的连向士璧也闭城不出了。
李曾伯在事后再给宋理宗的的札子里，也明确表示：“广西所部如邕、钦、宜、融贼皆不曾侵犯，城壁无虞。只是自武缘径越宾、柳，出静江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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