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邦不知如何反驳之际，关内侯鄂君进言说，“群臣所言有误。曹参虽然有野战杀敌、夺取土地的功劳，但这不过是一时之功。陛下与项王相持五年，经常因为战败丧失军队，士卒逃散，然萧何总能从关中派遣士卒补充前线，即使没有得到陛下征召兵员的诏令，但他总能在陛下危急的时候，派遣几万士兵来到陛下身边，如此已有多次；楚汉两军在荥阳对抗数年，军队缺乏粮食，正是因为萧何从关中水陆转运，供给粮草，这才确保了前线补给；陛下屡屡丢失山东之地，但萧何却一直保全关中以待陛下，可以让陛下依仗关中人力物力发动反攻，这才是万世不朽的功劳。怎能将一时之功凌驾于万世之功以上呢？应该以萧何第一，曹参第二。”
刘邦闻言，连声叫好，其他将领闻言，也无言继续反驳。于是下令以萧何位居功臣第一，增加食邑两千户，并赐予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权力，同日又封赏了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鄂君也因替萧何争辩，得以按照原本关内侯的封邑，获封安平侯。
然而，随着封赏的持续进行，那些尚未被封赏的谋士武将们在期盼获得封赏的同时，却在私下议论纷纷，相互攀比功劳的大小和是否有过失。毕竟，功劳的大小与封地食邑的大小密切相关，这可是关系到了个人的切身利益。
不过，与那些争论功劳大小的功臣不同，张良作为刘邦身边极为重要的谋士，此时却选择了急流勇退，自刘邦立国以后他便以体弱多病为由逐渐脱离朝堂，而随着刘邦皇位的稳固，张良更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
刘邦封赏功臣时，认为张良功劳卓着，让其从最为富饶的齐地自行选择三万户作为封地，却被张良所推辞，张良表示自己能与刘邦相识，乃是上天的功劳，刘邦能采纳自己的计策，也是刘邦慧眼识珠，自己不敢贪功，只向刘邦求取了原本受封的留县作为封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张良那般聪慧，为了避免因封赏不公导致内部生变，朝廷必须明确每个人的功劳，然后再制定封号，确定封地大小，以求做到不偏不倚。也正因此，自从正月封赏之后，由于有大功者已经封赏完毕，其余功臣因为功劳相差不大，一时间难以评判高低，封赏的节奏便不免慢了下来。
同年三月，见到刘邦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再进行封赏，那些还没有获封的谋士武将们便不免开始焦急起来，担心刘邦会忘记自己的功劳，不再进行封赏。
一日，刘邦从阁道上看到不少将领三五成群的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便问陪同在身边的张良，这些人在谈论什么事情，张良则故意危言耸听的说道，“这不是在商议谋反吗？”
刘邦有些奇怪，回头看着张良，问道，“如今天下初定，他们何故要谋反？”
张良答道，“陛下起自布衣，是因为这些人的辅佐才夺取天下。如今您做了天子，然而受封的却都是萧何、曹参等与您亲近之人，而被杀者皆是您所怨恨之人。如今朝中正在统计战功，而天下土地毕竟有限，大家又都想受封，这些人既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的过失，就只能聚在一起商量造反了。”
刘邦被说的一愣，转念一想确实有道理，于是便问道，“那该怎么办？”
张良不答，反而问道，“您平时最憎恶的人是谁，而且是大家都知道的。”
刘邦略一思索便答道，“雍齿，此人与我虽是旧交，但早年便曾数次折辱于我，后来又背叛于我，原本我想杀了他，又念在他有不少功劳，这才没有忍心下手。”
张良点了点头，说道，“那您就先封赏雍齿，大家见雍齿都能获得封赏，自然也就安心了”。
雍齿当年在被刘邦击败后，便前往投奔了魏王咎，后魏咎兵败自尽，雍齿便又投奔了其他义军，“巨鹿之战”后随同诸侯大军西入关中。项羽大封天下时，雍齿便以赵将的身份重新加入了刘邦阵营，此后虽然再也没有独自领兵，却也立下了一些战功。
刘邦一听，认为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于是摆酒设宴，宴请群臣，并于酒宴上当场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甚至比很多此前受封的功臣食邑还要多。同时，刘邦又催促丞相和御史迅速评定群臣功劳，以便进行封赏。群臣见状，果然都放下心来。
由于在之后平定诸侯叛乱时仍有不少文臣武将立功，因此从雍齿获封开始，一直到汉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去世，在长达数年时间里，刘邦断断续续先后分封了143个彻侯，即便是功臣已经去世，刘邦也没有忘记他的功劳，例如郦食其之子郦疥、周苛之子周成、纪成之子纪通等人，也皆被刘邦封侯，即便是奚涓死后无子，刘邦也将其母亲封侯以示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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