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帝的近臣，晁错自然也清楚汉景帝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再加上他一直致力于削藩，因此在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升任御史大夫后不久，便上疏《削藩策》，向汉景帝陈述了诸侯的罪过，“昔日高帝初定天下，兄弟少、诸子弱，因而大封同姓，齐国七十余城，楚国四十余城，吴国五十余城，又分封庶子为王，使得诸侯王占据天下大半。吴王因为世子被杀与朝廷早有嫌隙，因而诈病不朝，按照古法已然当诛。文帝不忍处罚宗室，因此只是略有惩戒，然而吴王却不改过自新，以致日益骄纵，不仅以铜山铸钱、煮海水产盐，更是凭借财富招揽天下亡命之徒，意图谋逆作乱。臣建议，可收回诸侯国旁郡，削减其封地。”
早在汉文帝晚年时，晁错便曾上书朝廷请求削藩，但汉文帝鉴于形势并未采纳，如今晁错在明知汉景帝与诸侯王存在的矛盾的情况下重提削藩，为的就是希望汉景帝能够采纳自己的意见。
如果能够顺利削藩，汉景帝自然乐见其成，可拥有独立财权、军权、治权的诸侯王，会主动接受朝廷的削藩政策吗？显然不可能。虽然此时单个诸侯国已经无法对朝廷造成威胁，但削藩策却极可能造成诸侯国联手对抗朝廷的局面，届时朝廷又该如何应对呢？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担心，面对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汉景帝始终难以做出决断，只好将晁错的《削藩策》交由公卿、彻侯和宗室集体讨论。
当时，由于汉景帝宠信晁错，对于他提出的《削藩策》，没人敢于反对，只有外戚窦婴坚决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个皮球便又重新被踢回了汉景帝手里，而窦婴和晁错也因此结怨。
晁错在《削藩策》中指出，“如今削藩吴王要反，不削藩他还是要反。如果削藩，他在仓促之下谋反，祸害反而较小；如果不削藩，等到他已经准备妥当后再谋反，反而祸害更大。”
虽说晁错这番言论不无道理，但此时朝廷同样毫无准备，能否迅速平定削藩带来的叛乱，汉景帝的心里也没有底，如果不能迅速平叛，导致天下长期陷入战乱，汉景帝自己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经过慎重考虑，汉景帝最终还是决定暂时压下《削藩策》。不过，汉景帝同时也明白，削藩迟早都要实行，因此他虽然压下了《削藩策》，但却开始围绕削藩之事进行暗中布置，准备等到朝廷做足准备之后，再予以施行。
不久后，汉景帝派遣使者前往各诸侯国，暗中与各诸侯国丞相联系，了解各个诸侯国的国力、军备等实际情况，以及这些诸侯王对朝廷的态度，衡量他们反叛的可能性。经过数月查访，朝廷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情况总算有所了解，而各诸侯国的丞相则纷纷坚称，自己所在的诸侯国并无反叛迹象。
在对所有诸侯国都完成调查后，汉文帝又将晁错召入宫中，结合调查结果，就削藩事宜进一步深入讨论，当晁错听到吴国丞相袁盎也坚称吴王刘濞并无谋反迹象后，晁错认为绝无可能，并认定袁盎一定是收受了吴王刘濞的贿赂，才会这么说。
虽说各诸侯国丞相皆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朝廷命官，但这些丞相长期辅佐诸侯王，是否还能对朝廷忠心耿耿，谁也不敢保证。在各诸侯国中，本就属吴王刘濞与朝廷矛盾最深，要说他没有一点谋反迹象，确实十分可疑，于是汉景帝便命晁错调查袁盎是否真的受贿。
实际上，关于晁错和袁盎的矛盾，早在汉文帝晚年时便已经爆发。
汉文帝晚年，晁错便曾多次上书汉文帝，提出削弱诸侯和改革法令等建议，汉文帝虽然鉴于形势并未采纳，但却十分赏识他的见识和才能。然而，晁错的建议却遭到了袁盎等功勋大臣的反对，双方矛盾极为尖锐，以至于最后闹到了有你无我的境地，只要晁错到了一个地方，袁盎立即扭头便走，从不给晁错好脸色。
袁盎早年也是极受汉文帝信任的宠臣，他的谏言也常常被汉文帝所采纳，当初淮南王刘长因为谋反被流放蜀地，结果死于途中，在那个诸侯王与朝廷关系敏感的时期，正是袁盎建议妥善安置淮南王的子嗣，这才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袁盎也因此得以在朝中名声大振。
不过，由于袁昂的多次直言劝谏，也引发了不少人对他的不满，尤其是汉文帝宠妃慎夫人对其十分怨恨。汉文帝后期，由于窦皇后年老色衰且失明，汉文帝对其的宠爱逐渐丧失，而慎夫人则日渐受宠，经常在内宫和汉文帝、窦皇后同席而坐。
一次，汉文帝到上林苑游玩，窦皇后、慎夫人跟随前往，待到就坐的时候，布置坐席的郎署原本将慎夫人和窦皇后并排而放，袁盎见到后，认为如此布置不符礼制，便将慎夫人的坐席往后拉了一些，慎夫人见到后十分生气，不肯就坐，汉文帝对此也颇为生气，当即起身回宫。
因为这些事件，汉文帝最终将袁盎调任地方，出任陇西都尉。袁盎倒也没有气馁，认为只要自己干的出色，迟早能够被调回朝廷，因此在任期间尽忠职守，深得陇西将士们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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