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齐王以自杀闻，上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之金，实不劫齐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
——《汉书·主父偃传》
自秦武王创立丞相制度起，最初丞相只是作为相邦的副手，此后相邦和丞相曾一度同时存在，直到秦始皇罢免相邦吕不韦，此后秦朝无人再任相邦，但丞相职位却得以保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三公九卿制度”，作为三公之首的丞相，遂成为统领百官、辅佐皇帝的百官之首。
汉承秦制，尤其是“三公九卿制度”几乎照搬秦朝，虽然汉初相邦和丞相混用，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相邦和丞相共存的情况，而自“诸吕之乱”相邦吕产被杀之后，西汉不再设相邦一职，而且自丞相陈平去世后，亦不再设左右丞相，此后只设丞相一人。
西汉初期，丞相（相邦）不仅仍然承担着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统领百官的职能，而且多由开国功臣或功勋卓着者担任，不仅权力极大，而且声望卓着，可谓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彼时，丞相位高权重，连皇帝都不得不礼敬三分，凡丞相觐见，皇帝得离座；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移归私第，皇帝车驾往吊，并赐棺，赐葬地，赐冥器等。
如此一来，相权便难免对皇权产生威胁，以至于汉初皇权与相权之争极为激烈，前有高祖刘邦和丞相萧何，后有文帝刘恒和丞相周勃，以及景帝刘启和丞相周亚夫，萧何一度被下狱，周勃和周亚夫父子更是结局凄凉。
到了汉武帝时，虽然功勋大臣威胁不在，但外戚干政现象却又极为严重，窦太后、王太后皆曾试图通过丞相一职来干涉朝政，对皇权形成牵制。
彼时，由于窦太后权势太大，朝中官员多出自其一党，汉武帝无法掌控朝政，只能通过选贤提拔一些文学侍从入宫，例如庄助、朱买臣等，由于这些人职卑位贱，因而并未引起窦太后的重视，汉武帝便经常与这些人商议国事，渐渐将其引为心腹。
窦太后死后，汉武帝亲政，这些文学侍从得以顺理成章参与政事。与此同时，凭借王太后的宠信，外戚田蚡亦迅速崛起，不仅坐上了丞相高位，就连汉武帝都对其言听计从，以至于田蚡得寸进尺，不仅随意提拔亲信，更是大肆聚敛钱财宝物，严重威胁到了皇权。
于是，田蚡死后，全面接管朝政的汉武帝，为了避免皇权再度受到丞相掣肘，汉武帝直接脱离外廷，在皇宫中重新成立了一套决策机构，由皇帝和侍中、左曹、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天子近臣直接决策朝政大事，这便是后世所说的“内朝”的雏形。
这些天子近臣，有的是汉武帝通过下诏选贤直接提拔进入宫廷，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些文学侍从，有的是曾在外朝任职，受到汉武帝赏识后得以进入宫廷任职。这些人虽然职位不高，却是汉武帝最为重要的智囊团，而且由于他们的权势直接来源于皇帝的宠信程度和对自己建议的采纳程度，因而相较于外廷大臣，对于皇帝的忠诚度更高。
这些天子近臣可以随意出入皇宫，与皇帝决策各项朝政，然后再交由外廷大臣去执行。如此一来，丞相府虽然仍是外廷官僚机构的中枢，丞相也仍然统领百官，但却几乎不再参与朝廷决策，只承担具体事务的执行。如此，失去了决策权的丞相权力便被大大削弱，而这些天子近臣却凭借着皇帝的宠信，权势越来越大。
主父偃便是典型的天子近臣，他本是因直接上书受到重用，尝到甜头之后，他每隔几天便上一道奏章，由于他的建议常常能够切中时弊，因而他也越来越受汉武帝的宠信，一年之内便被连续提拔了四次。
元朔二年（前127年），就在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后不久，主父偃又上书说“如今茂陵初立，臣建议将那些横行乡里、大行兼并的有名豪强，全部迁移到茂陵邑居住。如此对内可充实京师，对外则可消除奸邪势力，这便是所谓的不诛而害除。”
诸侯王和豪强，可以说是汉武帝当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两个问题，如今“推恩令”已经解决了诸侯王的问题，迁徙豪强至茂陵，则可对豪强势力予以削弱，缓解国内矛盾，何况“陵邑制度”乃是太祖刘邦所创立，文帝、景帝时都曾迁徙地方豪强至皇陵建立陵邑，如此做也算名正言顺。
于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迁徙各郡国豪强和家产超过三百万的富户到茂陵邑。轵县着名豪强郭解亦在迁徙之列，后来汉武帝听说郭解平日里多有违法之事，于是命人将其逮捕调查，结果查明郭解曾多次杀人，汉武帝遂下令将其族灭，郭解被杀之事极大震慑了各地豪强。
与此同时，诸侯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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