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史记·平准书》
从元鼎五年（前112年）到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在短短四年间，先后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方向用兵，攻灭了南越、东越、且兰、卫氏朝鲜等国，降服了夜郎、滇国等南方夷人，赶走了边境滋事的西羌部落。
汉朝之所以能够连番对外用兵，甚至在同一时间段内向多个方向用兵，除了军事实力强大这个因素外，与朝廷财政的好转同样密切相关。
汉朝财政之所以如此充盈，则主要归功于一个人，那便是汉武帝身边的财神爷——桑弘羊。
桑弘羊于汉景帝年间，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富商家庭。洛阳自秦汉以来，便一直是个历史悠久的商业大都会，悠久的商业传统对洛阳的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洛阳作为东周都城，当地人文荟萃，又流传有苏秦刺股、佩六国相印等的传说，这都对幼小的桑弘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出身商人之家的桑弘羊，受家庭因素影响，从少年时期开始，便经常帮助家庭进行理财，具有十分强大的商业头脑。但同时，他又不甘心一辈子只做个商人，出将入相、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思想，同样牢牢占据着桑弘羊的头脑。
汉景帝末年，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便因“精于心算”而名闻洛阳，汉景帝为此特别将其选入朝廷，担任侍中，让其跟随在汉武帝身边伴读。正是由于这层关系，汉武帝即位之后，桑弘羊凭借多年来与汉武帝形成的亲密关系，迅速成为了汉武帝身边的得力助手。
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为了解决长期战争带来的财政亏空问题，开始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桑弘羊则因善于计算经济问题，以侍中身份参与其中，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由此开始参与朝廷财政事务。
元鼎二年（前115年），桑弘羊被提拔为大农丞，成为大农令的副手，统管会计事务。
出任大农丞以后，桑弘羊先后主持参与了铸五铢钱、西北屯田、假民公田等事务，其中五铢钱我们此前已经提过，作为汉武帝币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五铢钱的推行解决了汉初以来币制混乱的问题，为稳定国家经济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所谓西北屯田，便是在西北边塞的军事要地，派遣军队进行屯田，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保卫边塞。汉文帝时，朝廷采纳晁错的“移民实边”建议，在边地实行民屯，以增强边塞地区抵御匈奴军队的能力，桑弘羊则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军屯的策略，朝廷先是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派遣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由于效果突出，此后又不断推广至上郡、河西和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地，人数更是增加到了六十余万，该策略既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支出压力。
所谓假民公田，就是国家将一部分官田，以租借的方式分给丧失土地的贫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该措施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朝廷妥善安置了贫民、流民，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一定程度缓解了民间矛盾，另一方面则为国家增加了假税收入。
秦始皇时，朝廷推行“黔首自实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此举虽然极大的刺激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但困扰封建王朝上千年的土地兼并问题也随之开始出现。
从汉初到汉武帝，西汉的土地兼并情况已经日益严重，再加上汉武帝时朝廷财政压力极大，导致大量百姓在各种天灾中破产，沦为贫民和流民，社会矛盾极为严重，以至于各郡县为盗者层起彼伏，已经成为了影响朝廷稳定的最大隐患。
虽然秦汉以来，实行土地私有制度，但朝廷手中实际仍然掌握有不少土地，其中既有本就属于朝廷的公田和山川荒地，也有废除诸侯王和列侯之后收归国有的土地，此前汉武帝便一口气废除了一百多位列侯，还有推行“告缗”政策以来，从豪强和富商手中收夺的土地。然而，朝廷手中虽然掌握着大量土地，但实际用于耕种的却并不多，仍有大量土地闲置荒废。
于是，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朝廷将国有的山川池泽、苑囿出租给贫民和流民耕种，由朝廷提供种子、口粮、耕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并免除最初三到五年的租税，此后则需向朝廷缴纳“假税”。
“假民公田”虽然是为了安置贫民和流民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化解民间矛盾，但从客观上来讲，却也实现了开源节流的效果。一方面，随着这些贫民、流民重新获得土地，得以自力更生，朝廷自然不必再对他们予以赈济，从而使得朝廷节省了开支；另一方面，将公田租给贫民、流民，不仅使得大量闲置土地被充分利用，而且使内地许多荒地得到开垦，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而这些租用公田的贫民和流民，则等于变成了朝廷的佃户，并通过缴纳“假税”的方式，为朝廷提供了可观的赋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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