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周主要发生的事件有这些。一是在学校的体育馆进行了毕业仪式。当时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毕业仪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就是全校所有要滚蛋的（除了考上研究生的校之骄子）人坐在除了给院队加油四年中没来过几次的体育馆的地板上听从没近距离接触过的校长以及远远不能代表毕业生全体的毕业生代表发表热情洋溢又不知所云的讲话吗？二是以寝室为单位吃散伙饭。三是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走廊里传来阵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四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所有人排队邮寄行李。
第一个走的哥们车次非常早，没让人送，自己背上一个大包说了句“兄弟们，后会有期”就离开了一片狼藉的寝室。有一个同学因为手续没办完把所有人都送走了之后走的，我不知道他走时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
我去了M市的一个工厂，被指派为助理司库。面对长长的货架，我心中暗问：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当然不是，人生的道路长着呢。
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赶上了考研热。我觉得这是回到学校的好机会。不过，我没有报考机械专业，我报考的是宗教学专业。做这个决定我居然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我想我是把考研作为纠正学习机械专业这个人生错误的机会了。
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自学，我如愿考入了与H市毗邻的S市的L大学的宗教学系教会史专业。
当我去M市户籍部门办理调转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我被录取的专业时意味深长地念叨了一遍。在此后的无数次关于我跨专业考研的交谈中，人们都对这个巨大的跨度感到吃惊。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我去L大学宗教学系报道的时候正赶上扩建研究生工作室，由原来狭窄的小教室换成了标准教师。后来我知道，我考研的那年正赶上了系里研究生扩招，由原来的3个名额扩大为4个名额。报考的一共6个人，其中一个人没有参加考试，另外5人通过了专业课考试，我的成绩排在最后，但这5人中有一人英语没有过线。
奇怪的是，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并不觉得自己是靠了运气才考上的。相反，我觉得我考入L大学的宗教学系教会史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不论是在考入之后还是考入之前我都有这种感觉。
在L大学的学业也是颇为艰难的。然而，我却像鱼儿回到了大海。
毕业后我留在L大学宗教系任教，同时攻读该校的博士学位。一旦参加了工作，时间就像上了快轨飞速地轮转着，一个转眼就是一个学期，两个转眼就是一年。再没有像四年大学那样被拉长的时间。
但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回到了校园，虽然不像H大学那样启迪了我心灵的风景，但L大学本也有茂密的树林、破旧的楼梯和漆着红漆的斑驳的廊柱——虽然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所有这些都不见了，就连那几栋树枝掩映下的铁皮屋顶的红房子也被拆掉了，曾经有几个美术系的女生坐在对面的地上为它们写生，但在那不久之后就被拆掉了——也许她们当时知道了拆迁的消息。我记得在那附近有一大片地下自习室，晚自习的时候同学们备战高考一般鸦雀无声的场面颇为壮观。后来这片自习室好像凭空消失了，在我的脑海里连它们的定位都没有了。
总之，经过几任校长的不懈努力，经过年复一年的改造，L大学完全不是我刚来时的模样了。宗教系的办公区也从在我的印象中光线颇有些晦暗的旧楼搬进了新建的空旷的文科楼。
我在L大学宗教系任教的生涯没什么可说的。只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操场上跑步，一个学生从后面追了上来，问我：“老师，你说有上帝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事儿你得去问Z老师啊。”这个回答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笑出声——Z君是一个神神叨叨的老师。其实呢，我的意思是说，作为宗教学老师经常会被问到信仰问题，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每次都得想办法避开。
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我以为会在我心里留下可怕的阴影。但事实上不然。
在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我做了很多次关于大学生活的噩梦。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坐在考场上，然而时间考试的时间根本不对，根本不是应该考试的学期末，而是刚刚结课还没有突击复习的时候。就是说学校没有按照常规那样在结课一个月后才考试，根本没有给复习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点我对课程是一无所知的。还有一次更加离谱，学校决定在毕业前对所学过的所有科目重新考试，不通过就不给毕业证。当卷子发下来的时候，看着上面一尺多长的公式，我被一个大大的问号砸中了脑袋——这东西我真的学过吗？！
但我从来没有在梦中回到过那个地下室。
然而，那件事是真实发生的，并非我在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活中的神志不清的臆想。闲下来的时候，我也会反复思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是把什么东西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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