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不陌生这样的场景，国家陷入危难之际，往往是“文主和，武主战”。
推敲之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逻辑。文臣集团，主要是动嘴皮子、刷笔杆子，无论重臣还是奸臣，谁都没有亲手将敌国的孩子扔井里，就个人角度说，一个文人，谁当皇帝，自己能够产生的威胁都不大，就算你是文坛首领，写出来的檄文铿锵有力、妙笔生花，但“批判的武器”始终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还能用笔把对方戳死吗？
可是，武将集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玩命，不是你弄死我，就是我干掉你，咱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记仇的民族（妈的，小日子等着！），轻一点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重一点说，“百世之仇犹可报也”，当年永乐大帝朱棣要干蒙古人，思来想去找不到理由，干脆以汉高祖“白登之围”为借口，一杆子支出去两千年。在五代十国时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打成一锅粥了，谁还没几个仇人？所以，一旦国破，武将集团是最容易被清洗的，要么立马兑现，要么秋后算账。
所以，“文主和，武主战”几乎是一个定律，恰如南唐的御前会议上的情景。
卢郢官职小，胆子可不小，加上已经决定要豁出去了，立即反唇相讥道：“冯尚书，你贵为一品大员，何必一味为暴周张目，我倒要问问，你是何居心？”
“冯某人没有居心，只有一片忠心！为天下、为大唐、为国主，忠臣要尽量避战，卢大夫何必为了自己前途，急于求战？”
这句话可谓连挖苦带挖坑，潜台词就是，你卢郢嫌自己的官小，撺掇国家参与战争，自己好立功升迁。
果然，冯延鲁作为南都文管集团的首领，话说到这个份上，帮腔的自然不少。
礼部侍郎魏稳虎、仪曹郎中徐舰、太常博士范识宇等一众拥趸，纷纷跳出来指责卢郢。
礼部侍郎魏稳虎为首，他阴阳怪气地说道：“丙寅兄，为了自己前程，就要陷国主于危难境地，这可不是忠臣所为啊。”
仪曹郎中徐舰，紧跟着，火上浇油，说道：“是啊，丙寅兄，你我为官，应该以百姓福祉为首要，如今敌强我弱、百姓疲敝，怎能为一己私利，撺掇国主对大周开战。”
卢郢还未反击，有一个人听不下去了，就是南郡留守刺史柴克贞，此人城府深沉，喜欢左右逢源，轻易不与人结怨，可有一点，他与卢郢私交甚好，且是从四品的武将，自然觉得冯延鲁及其拥趸的话扎耳朵。
他没有搭理众人，冷声质问冯延鲁：“冯尚书，请问大驾，何谓忠臣主动避战？难道，北周犯我边境，就要敞开大门让他们进来烧杀掠夺？依阁下高见，我烈宗皇帝一生征战，岂不是毫无价值？”
冯延鲁没料到还有人敢怼自己，并且，柴克贞的话太过于犀利，如果坚持“避战论”，那就是否定了南唐的合法性，如果否认“避战论”，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一时间自己也想不到好的对答，目光快速向自己身边扫了一下。
立即，一人出班，厉声说道：“柴刺史，尔等欲比烈宗皇帝功绩吗？哼，大言不惭，只知纸上谈兵，莫非要毁掉我大唐社稷！”
众人看去，原来是南都副枢密使魏国忠，他是南唐五鬼之一魏岑的侄子，能够坐上当今的位置，也全靠冯延鲁了，这种时候，自然是要跳出来表忠心的。魏国忠别的没学会，“扣帽子”的精髓倒是掌握了，而且他攻击的不是一个人，用“尔等”指明了全部主战派。
柴克贞是名将之后，他父亲是柴再用（柴存），历经杨吴及南唐政权，是“四朝元老”，兄长柴克宏也是南唐大将，自己更是一刀一剑砍杀出来的，因此，虽然官职较低，可对魏国忠这样的人，根本就看不起。
所以，一看是魏国忠出来说话，把头转过去，压根就没搭理。
魏国忠正洋洋得意，旁边一人冷冷地说道：“魏国忠，你说谁只会纸上谈兵，包括我吗？你再说一遍！”
直呼古人姓名，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更何况是在金殿之上，魏国忠很不高兴，可一转头看见那人，立即闭嘴了。
周围的若干文臣，听到这样冷漠的声音，也感到浑身不舒服，看清楚那人是李延邹之后，也很默契的闭嘴了。
李延邹，字正清，洪州人士，时任南都供备库副职武官，从三品，官职不高，没人敢惹，他有个响当当的外号——“李疯子”。
有多疯呢？昔日，后周第一次征伐南唐，进犯濠州之际，守城的将领是郭廷谓，坚守多日，见援兵始终不来，城中军力不满签认，郭廷谓就萌生了投降的意思。当时，李延邹担任的是参军，郭廷谓要求他写一份投降书，李延邹一听就火了，坚持“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绝不投降！郭廷谓恼羞成怒，拔出宝剑进行威胁，李延邹趁机夺过来，一剑削掉对方头颅，立即招呼剩下军士，将郭廷谓的亲信都绑了，连同尸体一同送到城墙上，当着周军的面，一剑一剑砍成碎块，扔到城外，这还不算，最后抱着郭廷谓的脑袋一顿猛啃，对着手下人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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