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如同一股清泉，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大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那些荒诞的做法和扭曲的观念，心中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被重新点燃。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否定“两个凡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这一系列的变革让整个社会都有了新的生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开展起来。那是人们对过去伤痛的抚慰，是对那些被错误对待的灵魂的救赎。
刘少奇，那位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冤屈，含冤而逝。1979 年 4 月，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复查组的同志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中艰难地找寻着真相。他们走访了许多当年的见证者，这些见证者在回忆起那段黑暗的岁月时，眼中都饱含着泪水。经过近一年的艰难调查，用可靠的事实推翻了那些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1980 年 2 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在那庄严的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阳光洒在会场，人们仿佛看到了正义的回归，那是一种迟到的慰藉，也是对历史的郑重修正。
彭德怀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1978 年 12 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还有那大约 300 万干部的冤假错案被平反、纠正，47 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12 万多名党员撤销了处分，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那些曾经被打倒的干部，有的在接到平反通知的那一刻，双手颤抖着，泪水模糊了双眼。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就像久旱逢甘霖的树苗，带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继续奋斗。
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在乡村的小道上，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类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眼中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全国先后有大约 440 多万人摆脱了地主、富农的标签，大约 2000 多万人结束了 30 年来被歧视的生活。他们开始重新融入社会，有的在田间劳作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错划的右派分子也得到了甄别改正。到 1981 年上半年，全国 55 万原划右派中，有 54 万多人的问题得到了改正。那些原本的劳动者，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被区别出来，恢复了他们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这些人开始重新经营自己的小生意，生活的烟火气又渐渐浓厚起来。
在石坎公社，这股春风也悄然吹了进来。书记张鲁生和革委会主任周峥嵘肩负着公社发展的重任，他们深知每一项工作都关乎着乡亲们的未来。而教办主任兼中学校长李敦扬，更是以其对教育和公平的执着，积极投身到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
在石坎公社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灯光常常彻夜不熄。李敦扬校长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前，周围是一摞摞档案材料，那些纸张上记录着一个个令人痛心的过往。他时而皱眉，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冤屈者的痛苦；时而奋笔疾书，试图用文字为他们找回失去的尊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但他的心中却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正义在石坎公社的每一寸土地上得到伸张。
而凌教授的案子，更是让李敦扬揪心。凌教授，曾经在学界如星辰般闪耀，他的学术成果曾在国内外引起过轰动。然而，在动荡的岁月中，他却被无端扣上反革命、里通国外的罪名，这顶沉重的帽子压得他和他的家人多年都无法抬头。组织在艰难的寻访过程中得知凌教授已经逝世，但他们没有放弃为凌教授平反的努力。
李敦扬为了凌教授的平反四处奔走。他多次前往上级部门，在那长长的走廊里焦急地等待着相关领导的接见。他的脚步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发出轻微的声响，仿佛是在为凌教授的冤屈呐喊。他不断地向人们讲述凌教授的生平事迹，那是一位多么正直、多么有才华的学者啊，他的学术成果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呢？他的努力和执着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平反之路。
他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地整理着材料，从凌教授的学术成就到他的为人，每一个细节都被他精心地梳理出来。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些纸张，仿佛能感受到凌教授的温度。他的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还凌教授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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