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汉江平原这一重要粮食产地已被轻松拿下，此时北方的元军正忙于应对危机。这对共和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湖北的战果让共和军深刻认识到，当下是共和建立以来唯一一次能够集中力量单线作战的时机。在缺乏北线支援的情况下，南方的元军显得异常脆弱。
“我们现在南下有什么困难？”湖北战役圆满结束后，苏星云手指在地图上湖南北部与江西北部的区域划了一个圈，目光深邃。各大军事主官纷纷凑近地图，仔细研究并计算后勤路线、物资消耗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经过一番缜密讨论，他们最终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可以。
他们提出的作战方案是先攻占长沙和南昌这两个关键大城市，进而辐射并控制两省北部地区。实施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利用与长江相连的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水路优势，通过这两个湖泊的水路为后勤船队提供补给，确保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整个作战计划预计将动用10万至16万兵力。当然，攻占这两座城市并非难事，作为两省最大的反动力量，打着元朝旗号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几个据点中，一旦大炮轰鸣，便能迅速将其歼灭。
然而，共和军还需面对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湖南地区强大的宗族势力。攻占湖南后，共和军将投入大量精力去组建基层力量，以稳固新占领的地区。共和上下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湖南地区展开一场深入持久的人民战争。
发动人民战争并非易事，因为被地主压迫了上千年的农户往往缺乏阶级觉悟，难以认识到自身被剥削的现实。在斗争过程中，往往是那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最先跳出来响应，而地主中也并非全是剥削者，也有勤劳致富之人；同样，无产者中也并非皆是善良之辈，有些人因恶习缠身而败光家业。
为此，苏星云制定了土地上限为三十亩的政策，这一政策并非单纯的暴力分田，而是旨在先将土地农场化，再逐步实现小型公社化。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懒惰且出格的人将在劳动中无所遁形，从而减少政府贷款给农民产生的私账呆账。换言之，共和并不打算为这些懒汉提供无条件的支持。
在共和解放一个地区的初期阶段，共和军在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若稍有不慎，便可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破坏。那些打着投诚共和军旗号进行抢劫的地痞流氓，正是这一时期的潜在威胁。
因此，在发动人民运动时，制定合理的运动规则至关重要。如果无法有效控制人民运动的发展方向，那么它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正因如此，共和目前并未贸然推进全面解放战争，而是致力于确保人民运动的可控性。
苏星云深知，单纯依赖无产阶级并非明智之举，他必须通过农场政策来筛选出那些真正具备劳动能力的无产阶级成员。所以，虽然剿灭湖南的元军看似容易，但要从制度和军事上彻底铲除湖南绅缙们的经济基础及其组建的民团，则需要耗费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
相较于后世新中国所涌现出的那些伟大人物，苏星云自觉在气魄上稍逊一筹。他时常思索，自己所推行的逐步统一策略是否优于快速统一的方案。
然而，在当前的共和时代，外部环境相较于原时空要好得多。在原时空里，中国被列强环伺，唯有迅速统一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抵御外来干涉。
因此，在那个时代，不惜一切代价、克服重重困难，广泛发动基层民众推翻掌控地方农业经济的地主阶级以及阻碍工业化的买办阶级，无疑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外国势力对这些腐朽集团的扶持就越有力，最终将由全体中国人民承担更为沉重的代价。
如今，全世界范围内，仅有共和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来自外部工业国家的威胁几乎不存在，这就意味着共和无需急于求成地实现快速统一。
相反，应当更加注重革命的认真与细致，避免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覆辙。法国大革命虽然迅速席卷全国，但也导致了无数无辜生命的牺牲，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当前共和的经济状况也并不迫切要求快速统一。现行政策是殖民政策与土地改革并行推进。得益于大量的海外领地，共和并不急于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是致力于消除旧土地政策中最不公平的部分。
若地方地主在具备个人耕种能力的条件下，能够确保土地不被抛荒，并将土地产权合理分配给家族每一位成员，共和对此还是能够予以容忍的。
然而，也存在一些家族，虽然名义上进行了土地产权的分配，但背地里仍实行家法家规，试图利用族长的余威来操控已分得土地的成员。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淮南的一个家族，数十口人在族长的带领下，公然阻止一位曾经的族内成员与外姓人士结为公社，并持续对其进行骚扰。受害者家庭无奈之下将官司打到当地乡政府，但乡政府并未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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