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的九月，秋阳暖暖，微风轻柔地拂过大地。还未满七岁的我，在父亲的带领下，满怀着好奇走向甄家庵学校，准备报名读书。那时的我，心里有着别样的念头，觉得应该先让大姐和二姐去读书，我排行老三，总觉得她们上学了我才能去。父母拗不过我的执拗，在我的坚持下，大姐陪着我一同去报名上学。可惜大姐只读了一学期，就因为家里实在需要她帮忙，无奈辍学了。
而我呢，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根本不是去读书，纯粹是去学校玩耍。崭新的书本被我在书包里折成小卷卷，成了一堆废纸。真正开始认真上学读书，是从 1966 年 9 又重新读二年级开始。
然而，命运却好似故意捉弄人。就在我满心期待开启真正的读书之旅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学校的秩序被彻底打乱，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继续重读二年级，而且基本上不再上课。
去学校也只是协助高年级学生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时的我才九岁，只能当一个小小的帮手，而那些大孩子则仿佛有着更大的权力。
那时的局面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年龄不符合要求，我们这些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聚集起来，游行到公社所在地的办公室门外。
我们大声呼喊着口号：“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前进！我们要去寻找新的方向！”公社领导面对我们这群孩子也很无奈，等我们呼喊一阵子口号后，来了一个姓唐的秘书。
他神情严肃地说道：“我们对小将们的热情表示支持，然而，你们目前还不适合外出或者进行大规模的行动。现在期望小将们就在本地做出努力。”
说完这些话，我们再呼喊几句口号，便又返回了学校。就这样反复折腾，没有尽头。
老师整日浑浑噩噩，学生也是懵懵懂懂。
老师讲课无需备课，学生上学不用考试。一个学期过去，除了发放两册奇怪的文选，竟然连课本都没有。
大好的时光就这样无端地流逝了，那灿烂的朝霞与红日仿佛也失去了滋润普照的机会。
我家紧邻河口集街，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街上游行，呼喊口号。
街上所有面向街道的墙壁上都张贴着各种纸张，仿佛一张张呐喊的嘴，诉说着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起初张贴的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之后变成了一些更加让人困惑的标语。那时的我年纪小，不明白这些标语的含义，还是通过老师的讲解才知道被打倒的那些人是走错误道路的人。
我每天跟在大孩子身后胡乱喊着口号，根本不用去学校上课。
课堂上，老师只管讲述，学生听不听他也不管。课堂上的人数不固定，不点名，也不过问谁迟到早退。
有时候有三十人，有时候二十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听课。
反正上不上课全由学生们自己决定。在课堂上如果有学生觉得老师讲的内容不符合要求，就立刻振臂高呼口号，所有学生都会跟着一起呼喊。
老师会停下来，等口号呼喊结束，可以接着讲，也可以讲口号的内容，或者回答学生的问题。反正“师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升学不是不考试就是开卷考试，老师甚至会把试卷答案写在黑板上。
还会加上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考不起来，抄一遍也是好的。”
当时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关心、了解并且爱护我们这些学生。
有时候，我们也会协助大班学生张贴纸张，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下学期，情形有了新变化。原先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整天挂着一块用黑板做成的牌子，站在通往学校门口的大路上，由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学生押着。
牌子上写着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那两个学生臂带红袖章，手持木棍，双目炯炯有神，不时地按下老师的头，让他“老实点，向同学们低头认罪”。
我满心疑惑，询问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秦保华、吴作祥：“为什么要让老师挂着牌子？低着头？有时还要跪下来向学生请罪？”他们告诉我，老师是追随错误方向的人。
我实在难以理解，错误的方向远在天边，老师成天和我们在一起，他要是晚上去追随错误方向，早上也根本赶不回来给我们上课啊。
当我还想再追问个究竟时，大班的学生说：小孩子不懂就别问那么多，反正知道他是错误方向的“追随者”就行了。
不到一个星期，学校所有的墙壁上都贴上了各种让人困惑的纸张。
一些老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成了错误方向的“追随者”。
我自幼就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常常愣头愣脑地问六年级学生，怎么突然间学校就有这么多坏人呢？有的大孩子不耐烦了，就不让我跟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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