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问龚警官：“，您认为我失误在哪里呢？”龚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我认为你至少失去了两次自救机会和三次改变命运的过程。”
我急切地追问道：“龚警官，请您予以明示，以便我以后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龚正义缓缓开口，他的声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回荡，仿佛带着一种深沉的力量：“我结合你现在已经形成的材料，和你入监一年以来的表现认为：你这人确实是个老实人，而且吃亏在于太老实。”
听到这话，我心中咯噔一下，仿佛掉入了无底的深渊。
心想，哦，这是第二个人以同样的命题定义我的人生过程。第一位是我的老领导原河汊镇党委的余登科书记，再一位就是眼前这位年轻正直的龚警官。时间相隔 18 年，而我身处场情景截然相反。1984 年我在河汊任副乡长，年轻有为，风华正茂，蒸蒸日上。而如今，身陷囹圄，沦落嫌犯。
房间里的灯光洒在我身上，那微弱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无奈与悔恨。我望着龚警官，期待着他能为我指点迷津。
他继续认真地分析道：“我说你错过了两次自救的机会。第一次是 4 月 14 日办案组找你谈过话以后，你回来应立刻找市里主要领导或找自己的好友出面疏通一下，看如何应对以后的局势。
一直要等施有为案结案判刑后，才能说你的问题已经平安着落。而你却老实过分，董敬高叫你回来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当真照着去做，干起了掩耳盗铃或鸵鸟面临灾难时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消极方式。
这时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把董敬高的话反过来听，把事情颠倒过来做，这才是正确的规避风险之路。”
我静静地听着，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时的场景。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的自己，愚蠢而又老实，错过了自救的机会。
龚正义接着说：“这第二次就是董敬高在你送给他复习资料时，轻描淡写地告诉你还要找你核对材料时，就是给你打招呼的一种方式。提醒你要么找人想办法，避免危机增大，风险增大，要么你确实有足够的能力和把握硬扛，一扛到底。
而你既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主动自首交待问题，或找人去办案组疏通，要么阻止或避免第二次约谈，要么疏通办案人员，让第二次约谈变成走过场。
这些都是可行的自救措施。而你对这些信息置若罔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和相应的措施。仍然采取的是‘鸵鸟’应对策略，能怪董敬高这个党校同学吗？能怪办案组其它成员吗？”
我听后，心中充满了懊悔与自责。那悔恨的情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错过的机会，如今却只能在这狭小的号房中叹息。我懊悔自己的愚蠢和老实，为什么没有早点意识到这些问题呢？
接着我急切地问：“龚警官，您是看过我的资料的，您认为我主要错过了那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呢？”
龚警官停顿了一会儿，目光凝重地接着说：“老甄那，下面的话我说你听着，当然相信你现在在号房里不可能跟其他人说什么，相信你也不会跟其他在押人员说，因为说了也无济于事。关照你一下，以后法院提审，律师接见，家人探视等等都不要提我下面和你谈的事。你能做到吗？”
我连忙点头如捣蒜，眼中满是诚恳与急切：“放心！放心！龚警官，我一定做到。”
龚正义接着说：“我现在说的话都是马后炮了。但说出来，让你知道你的政治生命是你自己意志不坚定、立场不稳固，做事做人易摇摆的秉性；是你自己信念不坚守，让人易攻破的性格；是你自己自作聪明或不能审时度势处事态度给予葬送的。
我讲第一次是当办案人员让你把商务通和手机这两件在你公文包里拿出来的东西，让你写过程，做笔录时，你为什么不能拒绝！
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讲明实况，你可能要说你讲了，办案人员不听。让你写了说明，做了笔录了他们才算满意，才算配合调查，才算态度好。
你有问题存在，态度再好有个屁用！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有受贿行为的人了。再图办案人满意，或再表现出与办案人员相配合的样子。不是扬汤止沸，抱火救薪，与虎谋皮吗？
真是荒唐透顶的事！如果你开始能坚持原则不随便乱说乱‘喷’，而且是理直气壮。
办案人员拿你怎么办，当然你若确实有问题，你不交待叫对抗审查，你也没有什么问题，胡编乱造，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把命运交给别人有什么用？而到了关键时刻，你却被欺骗被诱惑，或者是被恐吓，改变了初衷，开口说了些自己认为属于违纪的事，而你当时还认为适当地说些人人皆有的事，让办案人员好下台，人家就不整你了，让你休息了，一念之差，毁了一辈子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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