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旨是皇帝按照自己的意愿，未经过朝廷文官系统正常程序流转签发，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的非正式文件。朝廷文官系统不认可中旨的法律效力。
圣旨是朝廷正式下达的诏书，是经过皇帝与朝廷共同认可的，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每一份圣旨，都必须经过朝廷的备案，并且有内阁的附署，才具备法律效力。
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严格区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
圣旨的材料十分考究，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图案多为祥云瑞鹤，富丽堂皇。圣旨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官衔越高。
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有些圣旨还有另一个防伪绝招，圣旨的绢布上印满了祥云图案，而且所有的圣旨开头的第一个字，必须写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
明朝圣旨只用汉文书写，满清圣旨则用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
圣旨上的汉文书法大多是端庄的小楷，字体气度雍容，圆润飘逸，布局奇正相参，跌宕有致，字迹笔画突兀，犹如浮雕一般，历经沧桑而风采不减。
奉天成运皇帝，诏曰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奉上天之命而承世运之道的皇帝下诏书说”。钦此就是皇家专用名词，就是到这里结束的意思。
真实的皇帝圣旨并没有奉天成运，皇帝诏曰和钦此的这些套话。这些是传达圣旨的人在宣读圣旨时增加的。
一般圣旨分两种，圣旨开头是昭曰，是由皇帝口述旁人代写的；而开头为制曰，则是由皇帝亲手所写的。
中旨代表皇权，圣旨代表相权。
中国古代政治的框架主要由皇权和代表官僚的相权两方面构成，二者相互依靠，相互牵制。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
宰相的权力可以架空皇权，六部的上报、请奏必然要通过宰相，宰相要先于皇帝处理六部上报的大小事宜。时间一长，皇帝与六部之间不能直接沟通，皇权被架空，皇帝就可能成为宰相的傀儡。
明朝时期，朱元璋担心中央集权会被过度分散，废除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行使宰相职责的机构内阁。从宰相制度的被废到内阁的设立，从中便可窥见明朝的皇权与相权之争。
内阁的形成和发展对明朝政局影响很大，对明朝政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阁的主要作用是辅佐皇帝处理大量的政务，相当于秘书职责，设立内阁首辅相当于将首辅的地位提高。内阁首辅虽不是宰相之名，但行使的是宰相的职责。
内阁同皇权的关系紧密，但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这种制约不是对等的或是在同一层面的，其主要地、更多地表现在皇权对内阁的制约上。内阁的发展不得不依赖于皇帝，受控于皇帝。
内阁是皇权的左膀右臂，是皇权施行政策的举牌人，是加强皇权集中专制的强硬政治工具。内阁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是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和产物，是皇权与相权矛盾斗争下，皇权胜利并巩固的结果。
明朝270多年的历史，凭借内阁制度的存在，保证朝廷政务系统正常运转；利用特务机构的运行，有效掌控朝局；发挥言官系统的监察作用，进行权力制衡。权力始终都在皇帝手里，没有大臣敢造反。
明代后期司礼监与内阁的制衡关系形成，皇帝拥有最高决策权。各项制度已臻于完善，即使皇帝不亲政，整个决策机构依然能够正常运作。
万历皇帝因此可以30年不上朝，权力没有被架空，朝政依然正常运转，还能够撑到崇祯时期。只不过基层政权已经被文官集团把持。
因夺情留用周永春，朝野吵得沸沸扬扬，朱由校在《中华时报》上面发表了《论丁忧》，建议修改丁忧制度，参考武官丁忧制度，不解除官职，给假100天。
《论丁忧》一经发表，争议不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反对的利用道德绑架的惯用伎俩，以忠孝之名，大肆攻击赞成者。
朱由校对负面评论，懒得理会，丁忧制度必须改革。
倡导殡葬新风，以后天子平民、王公大臣实行7日丧礼制度，头七后，丧礼结束。后面逢七祭拜，直至七七四十九天后，一切工作生活恢复正常。
朱由校决定招募一批如臂使指的有才华的笔杆子，为自己的政策制造声势，加强宣传舆论引导。
温体仁、钱谦益、周延儒、冯铨被列入宣传人才征召的名单。
温体仁字长卿，万历26年进士，历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谕德、左庶子、国子监祭酒、南京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
天启年间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崇祯初年升南京礼部尚书、礼部尚书，与周延儒联手阻止钱谦益入阁，并以孤忠、廉谨的形象，取得了崇祯的赏识与信任入阁。在明末官场中，温体仁以不收贿赂着称，廉洁的个人形象，得到崇祯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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