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银杏叶落了满地。张雨桐踩着金黄的碎叶穿过回廊，手里攥着台北同行寄来的最新检测报告——那枚山楂核里的铜屑，果然与紫檀木匣钥匙同属一批抗战时期的军用电线铜料。
“周老师，您看这个。”她推开修复室的门，见周小小正对着台老式收音机调试波段。沙沙的杂音里，突然传出清晰的女声：“这里是台北故宫文物修复中心，现向大陆同仁征集1949年南迁文物的民间线索……”
周小小猛地关掉收音机，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窗台上的山楂盆栽是去年从纪念园移栽的，新结的果实红得发亮，让她想起1983年在香港举办的文物交流展上，那位白发老人塞给她的纸条——“明华女士的绣品残片，在台南民俗馆”。
三个月后，张雨桐作为青年修复师代表赴台交流。在台南民俗馆的库房里，她见到了那个被虫蛀了边角的蓝布包。展开时，半幅绣着“山河同春”的杭绸飘落出来，针脚里的朱砂与北京的编钟如出一辙。更惊人的是，布包夹层里藏着张泛黄的船票，1949年4月，“海鸥号”货轮的备用舱位，姓名栏写着“周明德 代”。
“这是当年准备接姐姐去台湾的船票。”视频里，周小小摩挲着屏幕上的字迹，声音哽咽。张雨桐突然注意到布包内侧的墨迹，在紫外线灯下显出“三妹托孤”四个字——她想起周成业老人说过，周家三姐妹里，最小的妹妹当年留在了台湾。
交流展闭幕那天，张雨桐在台北故宫的文创区看到个熟悉的身影。穿中山装的老人正对着“守护之路”复刻展柜拍照，镜头里的紫檀木匣复制品旁，摆着他自己带来的半块玉佩。“这是明华女士1946年送我的，”老人转过身，玉佩在阳光下透出温润的光，“她说等两岸通了，就用它换半块姐姐的玉佩合起来。”
张雨桐突然想起周小小抽屉里那半块缺口的玉佩。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玉质、雕工都与眼前这块严丝合缝。
回程的飞机穿越云层时，张雨桐打开随身的笔记本。最新一页画着三棵山楂树：大陆的枝丫向东南倾斜，台湾的枝丫朝西北伸展，中间那棵幼苗在海面上发了芽。她想起出发前周成业说的话：“当年她们藏在文物里的牵挂，现在该长成树了。”
春节时，周小小收到个厚厚的包裹。台北寄来的木盒里，除了那半块玉佩，还有本1950年的家庭相册。最后一页贴着张剪报，报道里说台南有位姓周的老太太，三十年来坚持在电台朗读文物保护史料，落款处的钢笔字，与周明华的工作手册如出一辙。
窗外的山楂树已长到丈高，枝头的红灯笼在雪夜里晃出暖光。周小小将两块玉佩拼在一起，龙凤呈祥的纹样终于完整。收音机里，新年钟声敲响的刹那，张雨桐指着电视里的新闻——两岸文物专家首次联合发表声明，计划共同编撰《1949文物南迁全史》。
“您听，”张雨桐把耳朵贴在刚修复好的编钟上，“它们好像在唱歌。”
周小小笑着点头。远处的角楼在雪光里泛着青灰，像极了1948年母亲日记里写的“月照城楼，两岸同辉”。她忽然明白，那些藏在铜屑、朱砂、玉佩里的约定，从不是为了等待重逢的瞬间，而是要在漫长的时光里，让每个守护的人都知道：无论隔着多少山水，牵挂总会顺着年轮，长出跨越海峡的根。
199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故宫的山楂树抽出新绿时，张雨桐收到了台北寄来的挂号信。信封里是半张泛黄的乐谱，笔迹与周明华工作手册里的音符残片完全吻合，背面用铅笔写着“1947年冬，明华教三妹唱《梅花三弄》”。
“是周家三姨太的笔迹！”周小小戴上老花镜，指尖抚过乐谱边缘的茶渍，“1948年她随文物去台湾前，总说要把明华教的调子记下来。”修复室的阳光斜斜落在谱纸上，将两个相隔四十多年的音符照得透亮，像两颗终于相遇的星子。
这年秋天，两岸文物联合考察队在南京库房启动了首次合作。当张雨桐和台北的周念华女士共同掀开那口锈迹斑斑的铁箱时，两人同时愣住——箱底铺着的蓝布，竟与周明华绣品的杭绸是同批料子。布上整齐码着十二册账册，每本扉页都盖着“明德堂”的朱印，正是当年周明德在暗处整理的文物总目。
“母亲临终前说，账册要等‘两个雨桐’合璧时才能看。”周念华擦去眼角的泪，她名字里的“念”字，正是为了纪念从未谋面的二姐明华。张雨桐突然想起自己名字的由来——爷爷说“雨打梧桐，终有晴天”，原来这份跨越海峡的默契，早被上一代人写进了名字里。
考察队返程那天，周念华塞给张雨桐一个布包。打开是袋山楂籽，“这是台南老宅院里的树结的，母亲说和北平的是同个品种。”飞机穿越台湾海峡时，张雨桐望着舷窗外的云海，突然看见机翼下掠过一群灰喜鹊，翅尖沾着的红果碎屑，像极了那年周小小在故宫看见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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