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正月十四，北城，阴，有雪。
我第一次被生命置身于一场死亡。
我的母亲杀死了我的孩子。
从去年春天开始的大旱，持久而绵长，北城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被卷入一场多年以后仍然让人谈之变色的浩劫。
夏秋无雨，冬春无雪，年馑把北城的人变成了田里的麦子，把北城的风变成了镰刀的利刃，风轻轻一吹，人们便像黄了的麦子遇上锋利的镰刀，一茬接着一茬倒下去。
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发着低烧。
窗外天空阴沉，窗花好像没有涂够浆糊，有气无力的挂在玻璃上。
母亲端着药走进来，轻声问道：“醒着么？起来把药喝了吧。”
我点点头，费力的撑起身子接过碗来，青花瓷碗泛着一层旧旧的黄，一道黑色的裂痕从碗口绽到碗底。
母亲看着我一口口喝下药，轻轻叹了口气，收走了碗，就坐在床头的竹椅上。
我重新躺下，迷迷糊糊的睡过去。
不知又过了多久，似乎感到母亲替我掖了掖被角，在我耳边低语一句。
“对不起。”
我蓦然惊醒，汗水浸湿了脑后的枕头，胃里翻江倒海，全身覆了一层电流般阵阵发麻。
我挣扎着爬到床边，张嘴便吐，一直吐得眼前忽明忽暗，脑中嗡嗡作响。
母亲的声音像是泡在水缸里，她说：“没事的，就好了。”
我抬起头，她端着一只瓷盆守在我面前，静静的看着我，脸色苍白得让我害怕。
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我到底怎么了？
我猛地推开她，惊恐的尖叫：“你让我喝了什么！”
她摔在地上，抿着嘴不说话。
腹中一阵绞痛传来，我一把抓在自己的小腹上，忽然间明白了。
母亲想杀的不是我。
我摇摇晃晃的倒回床上。
她想杀死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啊！
腹中凭空生出了一只手，捣刮着捏碎着掏空着，那尖长的指尖几乎就要由腹内刺穿我的皮肉，我想要翻滚，却只有手指微微抽动，我想要哭喊，却只有嘴唇微微颤抖。
一股接一股温热的液体争相由体内涌出，濡湿了身下的床铺，转瞬冰凉。
几粒莹白的碎末落在窗棂上，化成星星点点的水迹。
如果什么都可以像雪一样，总有一天会在太阳底下消失得不留一点痕迹，是不是件好事呢？
远近的欢呼声顿时陆陆续续飘向空中。
“下雪啦！”“庄稼有救啦！”“不用饿肚子啦！”
而那场梦一般的细雪，并没能从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中拯救北城。
于是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认为，那场雪，只不过是为了融化我那不知何去何从的悲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我母亲的妹夫。
我在北城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坤班里长大，母亲在班子里不温不火的唱着青衣，唱花旦的则是母亲的妹妹。
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我都搬着小板凳坐在戏班的院子门口，等着母亲和姨娘上台练唱。
一开始街坊邻里也还图个新鲜，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院子看，甚至在院墙外搭了梯子，也要探个头进来。
时间一长便冷清下来，照旧每天来看的除了我，就只剩几个正经爱家。
齐老太便是其中一位。
齐老太姓齐，独自住在离戏班不远的小院，她的院子里种着一棵大树，这就是我所知所有关于她的事情。
她总是满眼渴望的看着戏台说：“现在真好哇，原来我们那个时候，坤角儿是根本不让上台的，任你再想唱，只要是个闺女，就不成。”
我见她如此动容，便在身边的位置为她多备了把竹椅。
她十分欢喜，摸着我的头顶问：“闺女叫什么名儿？”
我说我叫丁陌，她就又问：“陌闺女喜欢唱曲儿不？”
我使劲儿点头，齐老太也笑着点头。
又过去一段时间，齐老太突然不再来了。
我看着身边空了好几天的竹椅，终于趁母亲不注意溜出了院子。
扒在齐老太家的小院门口，我小心翼翼的伸出头朝里看，齐老太就坐在那棵大树下的藤椅里，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垂下，藤椅在那光束中摇啊摇。
齐老太看见了我，便冲我招手：“陌闺女，你来！”
我跑进院子，跟她一起钻在大树下，她说：“阿婆我老了，想听曲儿也走不动了，陌闺女给我唱一段儿吧。”
我点头，仰起脸就唱，微风吹过，头顶枝叶摩挲，发出沙沙的声响。
齐老太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好，亮堂！真亮堂！”
我也揪着衣角笑。
齐老太把我拉到身边，摸摸我的腹背：“闺女有副好嗓子啊，若是行气上再做修整，可是不得了。”
看我一脸不解的模样，她又拍拍我的头顶说：“想不想唱得更好？”
我连忙点头。
“那你按我所说呼吸吐纳的法门，再唱一次。”齐老太轻轻一点我的鼻子。
我再开口，高亢嘹亮相较此前不可同日而语。
齐老太的身体时好时坏，好时她便来戏班里听曲儿，坏时我便到那大树下唱与她听，除了唱腔，她也教我一些身段儿，就这样很快我便长到了十五岁。
北城大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饥饿”成了人们心中比“兵匪”更加猛烈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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