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南娜说的唱歌应该不会是指戏曲，便就摇了摇头。
“都不会呀？”南娜一怔，“你这个人可真够无聊的。”
我又想了想，补充说：“我会说几句东洋话。”
“用处不大，”南娜摇摇头，“日本人有自己的地方，不常来咱们这儿。”
那便就真是都不会了。
“没关系的，有我和扬哥哥在呢，不会有问题的。”南娜望一眼墙上挂着的西洋钟表，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下天可是快要亮了，你去客房睡吧。”
“啊？睡在你这里，会不会不太方便？”我四下看了一圈，从摆设用品看来，南娜倒像是独自一人住在这里。
“都是女人哪有什么不方便，难道你还回坤荣茶园呀？”南娜反问我一句，站起身来，“你干脆搬来和我一起住得了，我的生活规律你也看见啦，再继续住在茶园里，那才真是不方便。”
南娜说的话简单直白，却总是非常的有道理。
上海大大小小的舞厅，都是从下午才开始营业，到黄昏时开始有舞女在舞池边坐台，越是当红的舞女，出现得越晚。
待舞客下了舞池，就更是醉生梦死不知年月，时常跳到天边泛白才肯罢休。
而上海也是自此被冠上了那个响亮的名号。
不夜城。
而事实上舞女想要赚钱，也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样容易。
早些时候除了红牌舞女，一般的舞女没有固定薪水，收入仅仅是靠与舞厅五五分成的舞票，后来舞厅风潮愈演愈烈，才逐渐有了“坐台钟”和“出街钟”的说法。
“坐台钟”，是为了防止舞客争抢同一名舞女。
若是想要与哪一位舞女共舞，就要先买到她的空闲钟时，而每个舞女的钟时始终是有限的，于是便又催生了红牌舞女的“钟时竞价”，不乏富商权贵为了要竞买花国皇后们的钟时，不惜一掷千金。
“出街钟”，自然就是要将喜爱的舞女带离舞厅。
这便也就是舞女总被看作是高级娼妓的原因了。
后来南娜带着我走进大都会前厅时，才一点点跟我讲清楚这些。
当时听得我几乎就要夺门而逃。
南娜笑着拉住我，又告诉我说，大都会是嘉泽集团的地方，规矩非常严明。
出街钟不愿意卖是可以不卖的，并且除了要买坐台钟，舞女的身子所有部位也全部明码标价，舞客想摸哪里都得先付大洋，只要不收他们的钱，他们便是有贼心也没贼胆，断不敢随便动手。
所以也有一些机灵的舞女，既能哄得金主开心，频频花大价钱买她们的钟时，她们却也还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而且大都会新开业不久，很快便会有新一届的“花国皇后”竞选，若是到时能有幸夺魁，那么要还清我的债务，也就不过几个钟时的功夫了。
那时候我随口问过南娜一句，你也是“片叶不沾身”的么？
南娜只是弯起笑眼，并未回答。
于是就这样，民国二十二年的夏天，我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剧变。
离开坤荣茶园时，荣老板没有多问我什么，只说将来若是遇上了什么难处，尽管回来找他。
倒是小伙计红了眼眶，跟在我身后不停的念叨，好好的你这是要去哪啊，你哥我这么照顾你你真舍得走，白眼儿狼啊你，你还回不回来看我，啊，回不回来看我…
我没有见到苏旖慕，她送我的衣服，我只带走了牡丹会上穿过的那身骑装，其余都留在了房间里。
而我在那房间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问荣老板要来一块戏具房里的碎缎，借来一支蘸墨钢笔，把那碎缎缝制成一只小小的锦囊，又展开那一纸平安符，于符纸中央写了个“连”字，再照着几欲断裂的折痕叠回成三角形，塞进了锦囊里。
如同刚来上海时一样，我拎着行李箱，箱子里装有齐老太留下的桃木梳，大步走进了嘉泽戏院，伏在陈之扬办公室宽大的书桌上，签下了为期一年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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