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我，张家泽就不会贸然闯进这个陷阱里。
如果没有我，张家泽就算跳进了陷阱里，也一定能够及时逃脱。
对，他一定会跳进陷阱里，然后破坏这个陷阱给所有人看，他这个人，就是会做出这样让人火大的事情。
但是我也并没有讨厌他，讨厌到觉得他就算死也没关系。
手术室的门锁一响，守在门边的千里便迎了上去。
我木然的抬起头，扫了一眼洋大夫的脸，又赶紧垂下眼帘。
我有一点害怕。
害怕洋大夫会一脸歉意，无奈的对我们摇头。
害怕自己真的害死了张家泽。
一阵轱辘声渐渐由远及近，医护从手术室里推出了活动病床。
我又把头埋得更低了一些。
只在那病床从我面前经过时，悄悄往床上望了一眼。
大夫只负责给人动手术，可不管病人是副什么模样。
张家泽的脸真花啊。
黑乎乎的烟灰糊了一脸。
真好笑。
我深深的把脸藏进臂弯里。
我脸上的样子，大约也不比他好吧。
病床又再走远，走廊里重新安静下来。
跟在活动病床旁边的护士，手里高举着一个倒置的药水瓶。
死人是不用打点滴的。
张家泽还活着！
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整个人瘫软在长椅里。
等张家泽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窗外的阳光挂在他微微颤动的睫毛上。
我问护士要来了毛巾，打来热水，正一点一点替他擦干净脸上的黑灰，他便突然微睁了眼，抬手抚上我的脸颊，拇指轻轻抹过我的鼻尖，低笑说：“花猫。”
他的声音，带着初醒时特有的沙哑。
我突然记起，牡丹会那晚，他一面取弹，一面细细替我擦去了脸上的血渍。
那个时候我的心底也像现在这样，软软地抽动了一下。
几乎是张家泽刚一醒来，千里便开始张罗出院，出于很多因由，他要回自家安心休养，由私人医生来做后续治疗。
张家泽说“回自家”，我自然认为是指嘉泽会馆，却没想到车子出了医院一路往东开去，这和嘉泽会馆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不是要回嘉泽会馆吗？”我不禁望着窗外问道。
“我几时说过，我住在嘉泽会馆。”张家泽闭着眼，摇了摇头。
见他似乎不大想说话，我也就不再追问。
周围的建筑愈渐稀疏，驶过了复兴花园，道路两侧便大多成了两三层高的独栋房屋，各自隐藏在院墙里的树木深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早已经有了寸土寸金的趋势。
还记得晚晴刚开埠时，按照租界章程，法国商人在黄埔滩买地，每亩大约花费不到二百元大洋，后来由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七路帮派联盟结成的“小刀会”起义，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占据沪城一年多时间，这期间政局辗转，租界人口急增，上海的地价迅速翻了一番，并从此不断飞涨，一发不可收拾。
大约二十五年之后，租界工部局对和平饭店北楼基地的估价，已经高达每亩六千五百元大洋。
再到二十世纪刚开了个头，租界平均地价终于超过万元，而到了三十年代，则已经飙升至三万余元。
相对应的，那时候普通一户三口之家，年收入大约在三百元大洋上下。
所以说上海的地价房价，向来就是这样高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站在这样花园环抱的独栋住宅面前，几乎所有人都只能像我一样，望洋兴叹。
这来自资本主义的恶意啊。
我们的车开进一座花园，停在了一幢砖石墙面的独栋小楼跟前。
这小楼大体方正，屋顶半圆弧的设计，门窗做成了圆拱形，样式简洁，色调平和，看着倒也有些耐人寻味的韵调。
前庭同样只是用了干净简单的青石砖铺砌，在五月里显得有几分清凉。
曾在嘉泽会馆见过一次的西洋医生，已经提着印了红十字的箱子，等在了正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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