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洋军老大的袁世凯面临上面各种困难，脑袋大但没好的解决办法，作为老袁竞争对手的革命党人，这是不是他们的机会来了呢？
要把这件事情聊清楚，就要往前面追朔一下，要回到清朝灭亡之前。
同盟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中小士绅家庭出身，都读过书，接受过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对农民起义这一套天生就不怎么感冒，从心底瞧不起农民，没觉得农民能干成啥事。
尤其是义和团当初盲目排外，把洋人和洋人相关的一切都当成打击对象，包括洋人先进的技术和社会管理模式，对于清楚洋人价值的革命党人来说，这种行为堪称愚蠢，因为革命党人内心把洋人当成老师，期望通过认真学习，有一天能超越老师。
在当时革命党人心中，洋人就象征着文明和进步，他们就是想掀起彻底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嘛就象征着愚昧和落后，革命党人压根就没想过要动员农民，他们觉得自己是精英，社会变革主要靠精英推动，不需要农民参与。
革命党人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对读书人有要求，他们觉得读书人都明白道理，他们碰到读书人一般都要动员一下：哥们，满清完全是中国人的耻辱，跟我们一起吧，干掉它，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读书人参与的多不多呢？肯定不多嘛，读书人家境一般比较殷实，他们知道国家出现问题了，需要改变，但是他们更希望的是循序渐进的改良，而不是血雨腥风的革命，积极响应革命的读书人的确不是很多。
但是革命党人还是要持续不断的发动起义，这些起义的人从哪里找呢？这个是玩命的活，要的是不怕死的人啊。
普通老百姓、读书人这些正常的人肯定都怕死，革命党人虽然不怕死，但是数量太少，哪里去找这么多亡命之徒呢？对了，帮会里这种人最多。
帮会一般靠灰色收入生存，过的是刀口上舔血的生活，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属于被打击的对象，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嘛，所以帮会成员天生就具有“革命性“，他们天生就是反政府组织。
既然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就有了合作的可能，双方就聊上了，当然，有钱和没钱的革命党人采取的策略就不一样。
在同盟会中，孙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为两广靠海嘛，当初为了讨生活，到海外谋生的比较多，产生了很多华侨，孙中山主要从这些华侨中筹集经费，有钱就可以收买帮会搞起义，孙中山的“兴中会“就一次又一次的发动起义，”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发动的最后一次起义。
光复会和湖南湖北地区的华兴会就没法搞到多少钱，只能找当地的富豪捐点，实在没办法，没钱就联络感情嘛，比如拍拍对方马屁啊，或者给帮会大佬讲，你们以前就是反清复明的，帮会大佬可能兴趣就来了，这下子就被绕进去了，这帮粗人动脑筋哪里比得上这些读书人呢？于是各种反清复明的神话就被编造出来了，比如天地会、少林寺之类的，于是这些帮会大佬革命的积极性就上来了。
帮会成员有什么特点呢，典型属于有组织无纪律，吓唬老百姓还可以，真的指望他们干成啥大事，那是不可能的，只能逞匹夫之勇嘛，碰上哪怕已经烂到骨子里的清政府军，也是不堪一击，所以这些起义通通都失败了。
后来武昌起义了，清政府倒台了，这下子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虽然帮会组织在革命中起的作用不大，但他们认为自己是革命元勋，在湖南、江西、浙江、四川，这些帮会分子都是这么想的，觉得推翻满清有自己的一份功劳，现在应该要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当时社会一片混乱嘛，新得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帮会分子就用自己的方式来享受胜利果实了，他们进城抢地盘，在抢到的地盘上坐天下，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老本行，比如包娼庇赌和公开抢劫之类的，搞得城里村里都乌烟瘴气。
当时湖南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他们在湖南发动起义靠的就是帮会分子，现在革命成功了，帮会分子觉得自己居功至伟，天天到都督府里要吃要喝还要求官职，焦达峰每天在院子里摆流水席，接待各路江湖人物，把清政府在湖南留下来的几百万两银子都花光了，还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胃口，最后焦达峰和陈作新先后被这些江湖人士刺杀了。
江西的帮会也非常猖獗，搞得前后几任都督都受不了，害怕被暗杀，官斗不当了就跑了，最后李烈钧去了，他手段比较强硬，没有惯着这些帮派分子，先把这些帮会大佬全部抓起来，然后用机枪扫射，把这些帮会大佬直接打成筛子，这才把场面镇住。
领导斗不能忍受这些帮会分子，社会名流和老百姓更加受不了，但是这些帮会分子又是打着革命党的名号，所以当时革命党在民间名声非常不好，和我们现在书上看到的正面形象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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