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名叫爱新觉罗福临，刚一登基一个天大的福气就掉了下来。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尽。四月初四日，吴三桂从宁远逃回山海关，随后向清朝请兵援助。
此时，清朝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指出当前局势犹如秦朝失去天下，楚汉相争，实际上是清朝与大顺军争夺天下，而非与明朝争斗。他主张立刻出兵进取中原。同时，范文程分析道：“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他建议多尔衮改变过去的屠戮抢掠政策，下令军队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这意味着清朝不仅要在战略上改变以往得城不守的策略，决心入主中原，还要在战术上争取民心。
多尔衮听取并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决定派大军出征，并答应了吴三桂请兵的要求。就这样，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即将爆发……
多尔衮对于吴三桂的困境可谓了如指掌，所以在山海关大战中，他选择了长时间的观望态度。当李自成即将攻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时，吴三桂陷入绝境，数次派遣使者并亲自杀出重围向多尔衮求救。然而，多尔衮却按兵不动，一直等到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实力大减之后，才下令发兵进入山海关。
在与大顺军的决战中，多尔衮再次展现出其狡猾的策略。他让吴军率先上阵，与大顺军展开激烈战斗。当双方都精疲力尽之时，他才命令八旗军发起冲锋。这样一来，吴军成为了消耗大顺军力量的工具，而八旗军则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这场着名的战役前后，多尔衮巧妙地利用了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的阶级矛盾。他通过对吴三桂的挟持，成功地将其变为清军入主中原的先锋。吴三桂无奈之下只能充当清军的马前卒，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原的大门。
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揭示了多尔衮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善于观察局势，把握时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同时，他还能巧妙地运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
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
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下令禁止士兵抢劫百姓财物，同时暂停了剃发令，并为明朝皇帝朱由检举行了葬礼。这些举措赢得了刚刚被大顺军抢一把的前明官绅的好感，迅速稳定了占领区的局势。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召集诸王贝勒大臣商议，最终决定将都城迁至北京。这次迁都决策既有政治意义，也有战略考量。一方面，迁都北京可以展示清朝统一中原、称霸天下的决心；另一方面，从战略角度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中心，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特别是对于清朝来说，如果局势不利，可以随时退回山海关外，确保自身安全。
金秋九月，顺治帝率领群臣和军队从盛京（即沈阳）出发，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北京。一到京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个重要旨意：
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赐予其珍贵的貂蟒朝衣；接着，命令礼部为多尔衮建立石碑以纪念其功绩，同时还赏赐给他册宝以及缀有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还有大量的金银珠宝、马匹骆驼等等。
这些丰厚的赏赐使得多尔衮在待遇方面超越了其他诸王，成为当时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
十月初一，顺治帝在皇极门（后来在顺治二年改称为太和门）举行盛大仪式，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这标志着清王朝正式将首都定在北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第二个以北京为都城的少数民族大一统王朝，清朝开始了它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 。南明势力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击败大顺军，南明弘光、隆武、绍武几个政权，不仅权力早就大权独揽，而且在名义上也渐渐超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
时间来到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五月，此时的多尔衮觉得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向顺治皇帝奏请钤印实在太麻烦了，毕竟那信符一直放在皇宫里呢。于是乎，他索性派人将皇帝玺印全都搬到了自己的府上，以备不时之需。
从这一年开始，多尔衮使用的仪仗种类与皇帝完全相同，都是二十种，但每种的具体数量会比皇帝略少一些。再来看看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他的仪仗仅仅有十五种，相比之下，与多尔衮相差甚远。由此可见，多尔衮与皇帝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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