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大西军坚持了独立自主的造反精神，并重建了地方政权。
他们在云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大西军成功地招降并联合了一批明朝官吏，这显示出他们善于利用当地资源和人才的智慧。其次，大西军实行了"观政选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全省生员中的佼佼者，录用了32名成绩优异者。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体现了他们对知识和能力的重视。
此外，孙可望自称为"国主"，建立了一个新的年号"兴朝"，并设置了六卿等官职。他还将张献忠尊称为"老万岁"，建造太庙进行祭祀，表明大西军对张献忠的敬重和纪念。这些举措有助于稳定大西军内部的秩序和团结。同时，大西军也在贵州等地重建了一些地方行政机构，派遣官员管理各级政府和军事单位。
这样一来，大西军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统治体系，与永历小朝廷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在治理方面，大西军注重整顿吏治，设立了"登闻鼓"，允许地方头人随时击鼓反映问题。这一举措有效地防止了官员贪污受贿和民众遭受盗贼掠夺的现象，使得社会治安得到改善。可以说，大西军在有效控制的地区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显着成效，其吏治状况较明代有明显的好转。
第四，大西军在云贵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他们派遣官员清查丈量思州、石阡、黄平、施秉、清江等地的内外屯田，并征收租金。在云南，大西军派人勘察田地的产量，然后与百姓平均分配。同时，废除了官员举人免税的规定，人丁不论贫富，全部征税。
此外，大西军还招安逃亡在外的百姓回家恢复家业，如果有不足之处，则借给他们耕牛和种子，因此居民纷纷归来。
大西军还将靠近省会的田地和盐井的利益，从原来的官民对半分收改为四六分收。并且在省城以及下关设立了 18 座炼铜炉，铸造"兴朝通宝"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律通用。
大西军还组织各地的工匠，设立什造局四处，修理制造武器。同时鼓励民间开采矿产，兴修水利，委派官员管理盐税和矿务。
在大西军能够有效控制的地方，清除了地主武装和盗贼的骚扰，严格执行保甲制度，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稳定，为大西军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期的苦心经营后，云南和贵州成为了大西军坚实稳固的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孙可望年龄最大，且有一定文化知识，地位最高，尤其受到张献忠的信任和依靠，其威望仅次于张献忠。在张献忠牺牲后，他们继续转战云南和贵州地区。自然而然地，孙可望成为了大西军的首要领袖，这一点毫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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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共治此点着实与朕所设之四大贝勒共议朝政的举措颇为相似啊！”努尔哈赤于天幕之上由衷地赞叹道。
提及此事，他心中对于后续该体制遭致破坏一事，显然依旧耿耿于怀、难以释怀。然而，恰似明太祖朱元璋一般，他亦深深明白，当自己在世之时，诸事皆可依凭自身意愿行事；可一旦身故归西，那便无法掌控局面了。
想及此处，努尔哈赤不禁长叹一声，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毕竟，王朝更迭、权力交替，其中变数实难预料。纵有雄才大略如他者，面对生死无常和历史洪流，亦只能徒叹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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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西军的第二位领袖却是在激烈战斗中崭露头角的李定国。
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李定国诞生于陕西延安的一个贫苦农家。他出生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六月十一日。这个普通的孩子却注定要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崇祯三年（1630年），年仅十岁的李定国毅然投身张献忠的起义军。那时的他或许还带着几分稚嫩，但眼中闪烁着坚定与勇气。张献忠一眼便看中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将他收为养子，并改名为张定国。从此，李定国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
张献忠共有四位养子，其中老大是孙可望，而李定国紧随其后。此外，还有老三刘文秀和老四艾能奇。他们四人一同并肩作战，成为张献忠麾下的得力干将。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定国展现出了过人的智谋与果敢。他巧妙地伪装成明军差官，带领二十匹轻骑趁着夜色迅速抵达襄阳城下。这座坚固的城池在他的奇袭下被一举攻破，城中的明军毫无防备。此次战役不仅让农民军大获全胜，更重要的是，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储存的十余万军资全部落入了农民军手中。这一战，让李定国声名鹊起，也为他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西国大顺元年（即清朝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那寒冷的十一月，张献忠意气风发地在成都这片广袤大地之上，正式宣告了大西政权的诞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节点上，无数英雄豪杰崭露头角，其中尤以李定国最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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