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的春天，中国大地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如同一记记重锤，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妄图维持反动统治的幻想。国民党军队主力灰飞烟灭，国共两党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彼时，国民党虽表面上仍坐拥 204 万兵力，然而其中正规军仅 146 万，且如同散沙般分布在从遥远的新疆到东南沿海的台湾这广袤无垠的区域。他们战线漫长，兵力分散，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已全然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战略防御，恰似风中残烛，摇摇欲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解放军在历经战火洗礼后愈发壮大，总兵力达到 358 万余人，野战军兵力亦有 218 万之众。部队装备得到显着改善，不仅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弹药，更在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牢牢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那奔腾不息的长江，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后一道天堑，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已然成为历史赋予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使命。
然而，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下，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炮制出“划江而治”的阴谋，妄图以长江为界，实现所谓的“南北朝”局面，借此赢得喘息之机，卷土重来。1949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虚伪的“求和”声明，试图以此蒙蔽民众、混淆视听。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后，表面上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可实际上，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公然提出“划江而治”的无理要求，妄图将中国分裂为两个对立政权，这一无理主张遭到中共的坚决拒绝。
自 4 月 1 日起，国共两党在北平展开了和平谈判。中共以实现国家和平、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提出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方案。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始终心怀鬼胎，妄图在谈判桌上谋取私利，拖延时间。最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平谈判彻底破裂。至此，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发起渡江作战，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为了确保渡江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充分准备。在思想动员方面，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犹如明灯，为全体解放军战士指明了方向，统一了思想认识。文章不仅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有力地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同时大力宣传平津战役中傅作义部队和平起义的光辉事迹，让更多国民党军认识到顺应历史潮流才是唯一出路。在这种强大的思想攻势下，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事件不断涌现。例如，南京大校场机场 431 电台和指挥塔台全体人员毅然起义，他们舍弃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投身到光明的阵营中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 2 舰队司令林遵深明大义，率 25 艘舰艇在南京东北笆斗山附近江面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增添了重要的水上力量。这些起义行动，不仅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更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进一步动摇了其军心。
在群众动员工作上，各级党组织深入基层，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将革命的理念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支前热情。以皖南沿江工委为例，他们积极组织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向群众深入宣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理念，让群众深刻理解支前工作对于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意义。在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向群众讲述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人民解放军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决心。群众们深受触动，纷纷表示愿意为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了解决渡江作战中船只严重不足的问题，解放军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渔村码头。这些干部们不辞辛劳，挨家挨户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耐心细致地向渔民们承诺，对于在渡江过程中毁坏的船只，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赔偿；对于不幸伤亡的船工，政府将给予优厚的优抚待遇。渔民们被解放军的真诚所打动，他们深知解放军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战，于是纷纷主动献出自己赖以生存的渔船，甚至许多渔民还自愿担任船工，亲自驾驶船只，协助解放军渡江。正是这种军民一心的深厚情谊，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军事部署方面，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成立了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卓越将领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这些将领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运筹帷幄，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根据这一纲要，渡江部队被精心分为东、中、西 3 个突击集团，每个集团都肩负着特定的作战任务，各集团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了强大的作战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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