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黄莉被一声尖锐的啼哭惊醒。
那声音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在她早已紧绷到极限的神经上狠狠地拉扯。她机械地从床上坐起，胸口涨得生疼，那是母乳淤积的信号。身边的丈夫大雷睡得像头死猪，呼噜声此起彼伏，仿佛这哭声来自另一个世界。
“别哭了，求求你别哭了……”黄莉嘟囔着，声音沙哑得像吞了一把沙子。
她抱起那个小小的、温热的、却在疯狂扭动的身躯——那是她刚满五个月的儿子，浩浩。这是一个标准的“高需求宝宝”。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浩浩就仿佛带着某种对这个世界的不满，除了在大人怀里抱着摇晃，只要屁股一沾床，立刻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
黄莉哄了半小时，浩浩终于在她怀里抽噎着睡去。她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下，刚想躺下，手机屏幕亮了，是一条银行扣款短信：信用卡自动还款失败。
那一瞬间，刚才的困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脚底板窜上天灵盖的寒意。
两年前，黄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信用卡还款失败”。
那时候，她是黄家的大小姐。父亲在城郊国道旁开了一家加油站，那是家里的一棵摇钱树。那时候的黄莉，生活里只有美甲、下午茶和说走就走的旅行。她从未看过加油机跳动的数字，从未闻过那股刺鼻的油气味，只知道父亲会源源不断地往她卡里打钱。
谁能想到，那座金碧辉煌的加油站，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只手。
父亲听信了所谓“老友”的建议，盲目扩张，借了高利贷去竞标外地的地皮，结果资金链断裂，合伙人卷款跑路。债主们像秃鹫一样围上来，堵住了加油站，堵住了家里的别墅。
为了还债，父亲卖掉了加油站，卖掉了别墅，卖掉了家里能变现的一切。黄莉从云端跌落泥潭，不仅没了零花钱，还背负上了“破产户女儿”的名头。
那时候她刚怀孕不久。
如果是在以前，她会请最好的月嫂，住最昂贵的月子中心。可现在，她只能挤在这个六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忍受着产后激素的剧烈波动。
产后抑郁像一条黑色的毒蛇，缠绕在她的脖子上。
黄莉看着镜子里那个女人：头发凌乱，眼窝深陷，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纯棉睡衣，那是拼多多上九块九包邮抢的。她记得这件睡衣，以前她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现在却是她最体面的家居服。
“没钱，没钱，还是没钱！”
黄莉在心里尖叫。这种焦虑感比身体的疲惫更可怕。她每天睁开眼就在算账：房租两千五，奶粉四百，尿不湿两百，还有还不完的债务利息。
浩浩哼唧了一声，似乎又要醒来。黄莉的心脏猛地收缩，一种强烈的烦躁感涌上心头。她甚至有一瞬间产生了可怕的念头——想把孩子扔出去，或者捂住他的嘴。
紧接着是巨大的愧疚。她怎么能这么想？这是她的孩子啊。
她抱着头，把脸埋进膝盖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这就是产后抑郁的常态，上一秒在哭，下一秒在恨，再下一秒又在自我厌恶。
天亮了，大雷迷迷糊糊地醒来，看了一眼还在抽泣的黄莉，翻了个身：“怎么了？又没钱了？我工资还没发呢。”
“昨天房东发微信了，说下个月房租要涨两百。”黄莉冷冷地说，语气里带着压抑的火气。
“涨就涨吧，谁让咱们没钱呢。”大雷叹了口气，坐起来抓了抓乱蓬蓬的头发，“我去上班了，那个工地今天还要加班。”
大雷是个老实人，但也仅仅是个老实人。在破产前，黄莉觉得他踏实；破产后，她只觉得他窝囊。他一个月六千块的工资，在这个城市里，连维持温饱都捉襟见肘。
送走丈夫，黄莉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打仗”。
她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本该还在休养，但家里窟窿太大，她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在这个年纪，没有工作经验，只有一段“加油站老板女儿”的过去，谁会要她？
她只能去超市做理货员，或者去给人家餐馆洗盘子。
今天是她去一家连锁面包店做兼职的第一天。店长是个比她小五岁的年轻女孩，画着精致的妆容，看着黄莉那双因为长期抱孩子而变得粗糙的手，眼里闪过一丝嫌弃。
“动作快点，这些面包必须在八点前上架。”店长指着一箱沉重的面团。
黄莉咬着牙，弯下腰搬起箱子。那一刻，她感觉自己的腰椎像是要断了一样。剖腹产的刀口虽然已经愈合，但里面的肉偶尔还会隐隐作痛。
以前在加油站，她看着那些满身油污的工人，还会嫌弃地捂住鼻子。现在，她在这个充满香精味和奶油味的面包店里，觉得自己比那些工人还要卑微。
“那个，这一排没摆整齐，重摆！”店长的声音在耳边炸响。
黄莉低着头，默默地重新摆放面包。如果是以前，她早就把面包扔在对方脸上辞职不干了。但现在，她想到浩浩下个月要买的一罐进口奶粉，想到那个催债电话里恶狠狠的语气，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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