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工人宿舍，煤球炉的烟气从各家各户的窗缝里钻出来，在弄堂里低低地弥漫着。十一月的天暗得早，路灯还没亮，只有炉膛里透出的火光在潮湿的空气里一闪一闪。
不知谁家在腌雪里蕻，那股子咸津津的酸味混着煤烟味，把整条弄堂浸透了。
陈德顺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摆着一碗老伴端上来的咸菜泡饭，泡饭已经凉了，他一口没动。
他是沪东厂的六级铆工，在厂里干了三十年，手艺顶尖，是车间里数得上号的技术骨干。
他有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虎口有道旧伤，那是年轻时被铆枪反弹割的，缝了六针，没歇满一周就回去上班了。
一辈子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没跟谁红过脸，也没求过人。
但现在他遇上了一辈子最难的一道坎。
家里两个儿子，老大陈根生十九岁，老二陈志强十七岁，都赶上了下乡的年纪。
街道办的动员小组已经上门两次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带了一张登记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填满了名字，好几个是他认识的老邻居家的孩子。
陈婶坐在他对面，眼眶红红的，拿围裙角擦了好几次眼睛。她憋了半顿饭的工夫，终于把压在嗓子眼底下的话说了出来：“老陈，你提前退了吧，让老大顶岗。我问过了，顶岗手续办下来，根生就能进厂，就不用去边疆了。你退了，好歹能保住一个。”
陈德顺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划了根洋火点上。烟雾在煤油灯的昏黄光晕里慢慢散开。
“那志强呢？”他开口了，嗓子像被砂纸打磨过，“老大顶了我的岗，老二咋办？还去边疆？”
陈婶沉默了片刻，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能保一个是一个。”
陈德顺把烟往嘴里送，手指微微发抖。
手心手背都是肉。
老大顶岗留在沪上，老二就得一个人去几千里外的戈壁滩，一年半载回不了一次家，万一有个啥事，照应都照应不上。
再说他是六级工，工资在厂里算高的，一个人挣钱养全家五口人。要是自己退了，老大顶上去只能从学徒工做起，工资砍一大截，家里日子立刻就得紧巴巴。下面还有两位老人要养，药罐子月月不能断。
还有一层，他没跟老伴说。现在正是水翼艇项目最要紧的时候，全车间都在没日没夜地赶工，他这个干了三十年铆工的老师傅，这时候拍屁股走人，把重活全压给老弟兄们？
他干不出来！
提前退休跟当逃兵有什么区别。他干了一辈子沪东厂，对厂子有感情，对手里的活有底气，总觉得这么干对不起厂长的信任，对不起一起干活的老弟兄。
他把烟屁股按灭在烟灰缸里，哑着嗓子说：“再想想，再想想。”
留给他想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陈婶端着两碗泡饭从厨房出来，一碗搁在陈德顺面前，一碗推到桌子对面那个空位前。泡饭是中午剩的糙米粥兑了开水，上头搁了几根酱萝卜丝，是陈家饭桌上最常见的东西。
她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又走到门口张望了一回，嘴里念叨着“两个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话音没落，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老大陈根生。
他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灰，又拿袖子擦了把额头的汗，这才迈进门槛。十九岁的少年人骨架已经长开了，肩膀比去年宽了一截，手腕上也多了几两力气，站在屋里倒有了几分大人模样。
“爸，妈，我回来了。”他先跟父母打了招呼，然后往桌边一坐，端起泡饭就扒了一大口，显然饿得不轻。
陈婶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去徐家老大的工位上看了看。
徐师傅决定下得快，顶岗手续一办，儿子已经穿上沪东厂的帆布工作服进车间当了学徒。
他今天跟了一天，看徐家老大跟着师傅学打样冲，铁锤砸在钢板上咚咚响，火星溅到袖口上烧出几个小洞，但小伙子干得满头大汗也没喊一声累。
“学徒确实累，”陈根生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爸，“但我能顶下来。爸，我想好了，你退休，我进厂。我能行。”
他说这话时脸上还挂着兴奋，那是年轻人面对新生活的跃跃欲试，是对自己能吃苦这件事的确信。
可话说到一半，他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八仙桌旁，父亲闷头抽着烟，烟雾裹着一张沉得能滴出水的脸。
母亲坐在对面，眼圈通红，还在偷偷抹眼泪。满屋子没有半点喜色，只有化不开的沉重。
陈根生脸上的兴奋一点点褪了下去，攥着筷子的手慢慢收紧，头也跟着垂了下来。
愤怒？
责备？
都不是，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得人说不出话的东西。
陈德顺没拍桌子也没骂人，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手里的筷子搁下了，碗里的泡饭还冒着最后一丝热气。
那目光里有太多东西……有对老大的心疼，有对老二的愧疚，有对这个家无解的困境压了太久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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