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升答应了祖大寿，为袁崇焕平反，并下令大赦下，释放囚犯。
这时，太子朱慈烺来信，告知江南放开了手工业后，经济繁荣稳定，但很多地方的有钱人，和传统的士绅发生了激烈冲突。
袁嘉升意识到，大明要买入资本主义时代，必须先来一场思想革命，不过，社会的变革，必须先打牢思想基础。
袁嘉升不想步子迈得太大，决定从革新儒家文化开始。他先是成立了大明的皇家科学院，汤若望等传教士成为首批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皇家科学院的院士，每个月都发薪水，相当于二品大员的待遇。这样就吸引了很多国外传教士来到大明，经过考核，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或者带来新知识，都得以录用。
袁嘉升还传旨，在江南贡院贴了“招贤纳士榜”，凡是对儒家思想有新见解的人，都可到江南贡院报名。
皇帝本人将亲自面试，经过袁嘉升的选拔，可以当官，并且袁嘉升下旨，此次皇帝招揽人才，不问出身，无需功名，不念过往，唯才是举！
这相当于又开了一次科举，一时间，大明的士子们热血沸腾，尤其是那些没有考中功名，争相报名。短短半个月，报名的读书人多达一万人。
袁嘉升亲自主考，出题“论儒家”，先是组织笔试，然后是面试，每一位考生都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初试中，34岁的黄宗羲、31岁的顾炎武、25岁的王夫之、33岁的方以智等72人脱颖而出.
袁嘉升发现，这些饶思想，都显示出晚明社会的各种思潮已经很进步。
袁嘉升第一个面试了黄宗羲，因为黄宗羲在他的答卷中提到了税费改革。不管是王安石的变革，还是张居正的改革，每次田地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回涨到更高的水平。
袁嘉升问黄宗羲：“下之田赋改革，为什么老百姓不受益？”
黄宗羲：“因为大明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面积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
袁嘉升：“看，你有什么好办法？”
黄宗羲：“应当重定下税赋，征收田赋按照产出征税，生产什么就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而且，大明应该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把土地也分为五等，据等征税，这样就可以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
“重新丈量土地，耗费巨大，不具有可能性。”袁嘉升问道：“你还有什么好点子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一点。”
黄宗羲：“要使民富，必须崇本抑末。崇本就是使民循礼；抑末就是消除那些佛、巫、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民用的东西，而且应该提倡工商皆本。”
袁嘉升：“佛、巫、优倡，虽然不为民用，但是还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精神慰藉。你还有何高见？”
黄宗羲谈起学堂，他：“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学堂中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一样，祭酒南面讲学，子亦就弟子之粒学堂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学堂也可以议论政治。”
“学堂议政？这不是要搞出第二个东林党来？”袁嘉升。
“皇上，我以为大明还应该设置宰相。”黄宗羲：“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
“大胆，你可知道，自太祖时，大明就不设置宰相了。谁敢提设立宰相，就要掉脑袋了。”袁嘉升故意大怒。
但是，黄宗羲面不改色，他坚持认为明朝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而内阁既无实权，这就出现了为害至深的宦官专权。
袁嘉升：“还有其他建议吗？”
黄宗羲：“我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皇上此次破格选拔下英才，乃是大明之福。皇家科学院应该扩大规模：包括会绝学的，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的人才，还有上书言事者等。”
“好，这两建议比较有用。”袁嘉升。
袁嘉升接见的第二个人是顾炎武，他很博学，于国家典制、文仪象、郡邑掌故、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甚至是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让人惊叹。
袁嘉升让史可法调查了一下顾炎武，史可法回复：“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竟然是王逑之女，她十六岁未婚守节，白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还常常教以岳飞、文祥、方孝孺忠义之节，他因为仰慕文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顾炎武自二十七岁开始，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他按照自己的喜好，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他学识比较广博比较正常。”
袁嘉升仔细看了看顾炎武的文章，其中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赚钱论”都比较精彩。
接见顾炎武时，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他也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并认为“善为国者，应该藏富于民”。
“你对儒家思想有何看法？”袁嘉升问道。
顾炎武：“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而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是故下兴亡，匹夫有责！”
“好一句‘下兴亡，匹夫有责’，若大明人人如此，则何愁不立于世界之巅？”袁嘉升笑道。
顾炎武还不讳言“财”“利”，：“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
袁嘉升没想到，顾炎武的言论和西方哲学家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基本一致，不过比密尔的观点足足早了两三百年。
顾炎武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思想，以及对“私”的肯定，也印证了袁嘉升对明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判断，他在江南推行新政的信心更加足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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