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安排好家事，奉旨办团练。在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的大力辅助下，李翰章帮他筹集了粮饷，足够五千乡勇一年之用。
接下来，曾国藩便开始训练三千乡勇团丁，编为五营，每营六百人，江忠源带一营，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曾国葆统领一营。另外，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选拔了亲兵营，由李翰章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亲卫。
这些头目，大多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头目，必须用自己人，都是亲戚或师生关系，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
曾国藩对乡勇的训练很严格，每次训话，总是晓以家国大义，还有家族荣辱。
李翰章的话不多，有时曾国藩让他补充话，他总是：“大家辛苦了！平时多流汗，上阵就少流血。我对大家的期望，是每一仗之后的大家都能活着。好好活着，才能为国尽忠，为家尽孝。”
新兵上阵，各人训练也很辛苦，当然，多是纸上练兵。
马上，实战的机会就来了。1853年的春节刚过，道州地会头领何贱苟，受太平军骨干分子的策反，决定起事。他以道州的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展会众，很快纠结了三四千人，他自称普南王，率众攻进道州县城，杀晾州的把总许得禄，还有典史吴世昌等十余人。
这是明目张胆的造反，曾国藩速派李翰章、和罗泽南带八百团练镇压。
三时间，李翰章和罗泽南率军大破何贱苟的会众，夺回晾州县，俘虏了何贱苟的家人和亲戚一百余人，其中妇女儿童二十余人。
李翰章请示曾国藩如何处理，曾国藩：“乱世用重典！全部砍头示众。”
李翰章：“包括妇女和孩子吗？”
“一个不留。”曾国藩：“这样才能使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恐惧。”
李翰章于心不忍，罗泽南还是执行了曾国藩的军令。
不久，衡山草市的刘积厚又起事，聚众数百人，杀人放火。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罗泽南，叫他带人去草市平叛，很快也平息了。
不久，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酝酿起事。
曾国藩派人火速平叛，每一地杀人上千，宁可错杀，也不放过一个可疑的匪患，只要是闹事的，抢劫的，偷盗的，抓住就杀头。
曾国藩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
重赏之下，团丁剿匪踊跃，有的一甚至捉十来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来一个，就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李翰章：“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
李翰章还算是比较克制，有三类人他坚决不杀，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饿急了才抢窃，这种人他收编；还有一种是因战事而被烧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这种人一般遣返；另外就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这类也收编。
曾国藩尤其是对敢于在长沙附近滋事的匪徒或流氓，绝不放过，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还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
李翰章看了那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如若有犯事者，白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里，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犯人便惨死。有些犯人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怵，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的手段，给曾国藩取外号“曾剃头”，他杀人如剃头一般。
也有一些心怀仁慈的士民乡绅，到湖南巡抚骆秉章那里告状，骆秉章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
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成效，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一切都很顺利，心中有一些安慰。
但到了1853年3月，太平军顺流而下攻下江宁，在江宁建都立国，曾国藩心里生出一股挫败感，他现在只能保湖南，保不了这下百姓。
咸丰皇帝更是心急如焚，在任命曾国藩为第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后，又火速在安徽、江苏、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位帮办团练大臣，协助地方文武镇压骚乱。
然后，咸丰皇帝下令向荣、张国梁奉命带领从广西跟踪出来的绿营沿江追击，在江宁南部建江南大营，把江宁城团团围住。
朝廷还任命琦善带着一支军队匆匆南下，在长江北岸扬州建起江北大营，虎视江宁。
曾国藩那和李翰章聊起时局，李翰章也无可奈何地：“现在外患未除，内乱又起。本已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恐怕从此以后，会陷于十余年的血与火的战乱，命运更加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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