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策英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宣告大赦天下，后世上庙号‘神宗’。
一时间整个朝野陷入了英宗皇帝离世的难过，和神宗皇帝即位的喜悦之中，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充斥着每一个人内心。
由于从仁宗末年开始小规模试点改革，再到英宗皇帝在位四年的正式推行新政，整个大宋的‘三冗两积’问题得到抑制和缓和。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财政节余，民生渐稳，军事增强......
此刻的大宋可谓建国百余年来形势最为大好的时候，对内对外，隐隐有了治世揭幕的征兆。
这让上台的神宗皇帝可谓精神振奋，大加感叹新时代即将到来，大宋将会以势不可挡的最强姿态君临天下，威压四方。
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尊（仁宗）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英宗）皇后沈氏为皇太后，命宰相韩章为山陵使（掌皇帝丧葬之事）。
同月，以韩章为司空兼侍中，曾明仲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进封兖国公，文宽夫为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
富彦国为枢密使兼户部尚书，加授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曹佾改授为昭庆军节度使、检校太傅。
原枢密使张昪改授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赵宗谔（英宗堂兄）授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授为集庆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
欧阳文忠、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为参知政事之职，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宝臣为刑部侍郎，允弼、允良并加守太保。
王介甫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加封参知政事，正式进入中枢，成为宰执之一。
之前虽然其统领三司衙门，但是并没有正式授予三司使或三司副使的职责。
包括这一次封赏，也没有给予王介甫衙门正官的身份，只不过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后边加了个参知政事，能够更好插手三司衙门。
随后神宗皇帝册封其弟东阳郡王赵颢为昌王，鄠国公赵頵进封乐安郡王。
韩明为枢密副使兼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加授永兴军节度使、进封金紫光禄大夫、冠军大将军、上护军。
可以说这里边加封加的最全的就是韩某人，与仁宗朝、英宗朝相同，每逢加官进爵，必须文武勋三样，样样不落。
可惜爵位这东西在大宋过于严谨，韩某人虽然有资格捞一个公爵，但是身为文官的这种公爵，纯粹就是个人的表彰。
与那种能够传下去的还是有些不一样，人没了之后，后代根本不能继承。
韩某人虽然不想让自家孩子躺在先辈的功劳簿上活着，但也不能啥也不留吧。
至少尝试尝试能不能捞一个可以传家的爵位，保底能让孩子吃喝不愁是吧。
不过现在这些说的太早，韩某人才二十六岁，后边的时间还长，总是有机会的。
如此想法的韩明喜滋滋的接过封赏自己的诏书，然后放在书房的一面墙上。
这上边都是从自己踏入官途后的各种封赏圣旨，看着小半面墙的明黄绢帛，韩某人感叹一声：“前世贴奖状，今生挂圣旨，这种待遇可就我一人了...”
随着初步定下神宗朝的第一届权力中枢，大宋因为英宗去世后小动荡也消弭于无。
然而，就在这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暗涌悄然滋生。
同年三月，神宗皇帝象征性的派遣冯行己，向北方这个已经名存实亡的‘兄弟之邦’辽朝告哀。
如此动作无非是大宋高层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缓和两国方面，并且暂时稳住辽朝。
可在遥远的北境，辽国的旧部却不这么想，他们一方面不甘心失去岁币这笔庞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是看中如今大宋改朝换代的机会。
于是乎，作为曾经被歼灭的萧易旧部，暗中勾结西夏的一些激进势力，尤其是从嘉佑七年开始，一直被大宋和李谅祚联合压制的没藏讹庞。
他一直期待着寻求机会，一举推翻夏毅宗李谅祚，掌控全国政权，然后与辽朝合作，攻伐大宋。
治平四年五月，辽朝西京道朔州所属神武方向驻军，西夏鸣沙一带驻军，开始尝试在宁化军（宋）和韦州（宋）寻衅滋事。
很明显，辽夏两国意图制造一些小规模的冲突，试探大宋的底线。
朝堂之上，新一届的权力中枢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不安的气息。
以富彦国为首的枢密院官员向神宗皇帝进言，需加强边境的防范力量来消除辽夏两国蠢蠢欲动的野心。
神宗皇帝听取了枢密院的建议，随即从军改后的中央禁军中派遣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将领前往边境巡视。
试图采用强有力的做法来回应辽夏的挑衅，这番强硬态度倒是让不少人摸透了神宗皇帝对外关系的处理。
与此同时，借助英宗皇帝驾崩一事儿，民间一些之前受到新政冲击的保守士大夫也开始私下串联。
他们认为当前局势不稳，正好可以借机生事，冲击一波新政，看能不能让新帝废除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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