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白釉双龙柄瓶
盘口，高颈，溜肩，鼓腹，平底。颈部刻饰多圈弦纹，衔瓶口双龙为柄可执。设计巧妙，造型雄伟。瓶肩部还贴塑宝相花。胎体坚硬厚重，白釉发黄，施釉不到底。为唐早期白釉作品。
唐朝—云龙纹葵花形铜镜
镜圆钮，八出葵花形边，饰一蛇颈兽身龙像。龙回首向钮，状如吞珠;三肢着力似蓄势前行，却又将尾搭绕于扬起的右后肢上形成收敛之态，姿态顽皮生动。龙体遨游于天际，流云飘逸于霄汉，形态意趣生动鲜活。唐代铜镜上常见这种身姿的龙像。
宋—龙形玉佩：
白玉，有损伤。镂空雕刻。做行龙状，穿行于花草之间。菱格形眼，张口露齿，嘴形较长，上唇较厚，内刻斜线纹。单叉形角，发在脑后弯曲成飘浮状。身体盘旋起伏，身上布满了鳞纹，背有脊齿。四肢弯曲，胫上刻阴线纹，代表腿毛，三爪，似鹰爪。龙形雕刻精细。宋代玉龙变化很大，是唐代玉龙的延续，造型也很多，大多数龙纹较美观，纹饰线条流畅。
龙纹特点为张嘴，嘴较唐代小，上唇较厚，下上卷，嘴角与眼角等齐，眼形为菱形。腿弯曲细长，腿毛短而稀疏，爪肥厚。角型很有特点，宋代玉龙角多在龙眼部附近、鼻子上部，为单又鹿角型。在头后有一股长飘发，发型较粗糙，龙身刻有龙鳞纹。从宋代开始，玉龙向“三停九似”发展，并多以海浪、云朵和花草为伴。宋代玉龙为元、明、清的龙纹打下了基础。
清朝—南天祥绢本指画墨龙轴
此幅指画作品绘一龙隐于云海之中，张口吐水，气势磅礴。据《滇系》《昆明县志》载，南天祥，云南昆明人，开化镇总兵，后升任江南提督。擅长画虎，能文，被后世称之为“滇中儒将”。“指画”是用手指、手掌甚至肘臂作为主要工具所创作出来的绘画，别有一种特殊趣味和技巧。
清朝—金漆雕龙纹有束腰带托泥七屏式宝座
这件宝座为五屏式靠背，正中搭脑透雕饰一正两侧三条龙纹。靠背及扶手顶部饰六条圆雕龙纹，扶手前端各饰圆雕龙纹站牙。靠背与扶手均在开光内雕龙纹，边框内雕宝相花及缠枝花卉纹。座下有束腰，并在开光处雕有云纹装饰。束腰下彭牙透雕二龙戏珠纹。宝座体型硕大，做工精良，朱漆为地，凡有纹饰处均金漆，辉煌庄严。此宝座原安放在国子监辟雍殿，是皇帝讲学时所用，宝座在形制、纹饰上与实用家具风格迥异，是极珍贵的清代礼制家具实例。
清朝—描金彩绘高浮雕海水云龙纹硬木屏风
屏风为三屏式，可组合拆装，上端为紫制高浮雕云龙戏珠纹三联屏帽，屏风两侧透雕夔龙纹站牙。屏心边框装饰回纹，屏心以高浮雕五条龙、云纹及海水江崖;侧面两部分也以相同手法制作而成。屏风另一面，黑漆地描金彩绘云龙海水江崖纹。屏风下端为八字形须弥式座，由花梨木、酸枝木相间制作而成，雕有西番莲纹及拐子纹。此屏风整体造型大气稳重，装饰华丽，雕刻技法高超，是清代中期宫廷家具的代表作。
通过这些文物，夏先衍对自己紫府之中烙印的龙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也完更加善了龙的形象，使其更加形象饱满、灵动，更加威武刚健。
时至今日，龙早已成为华夏文明和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它不仅是华夏民族的精神纽带，更是维系世界华人的情感桥梁。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只要仰望苍穹，看到那苍龙列陈于天；俯察大地，看到那潜龙或跃在渊，便能深切感受到五千多年漫长奋斗积累的俯仰之间，成就了顶天立地、生生不息的龙的传人。
龙德配天，福佑安民。
龙是华夏民族、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龙，经诸多考古发现证实，与华夏文明的起源相伴共生。安相伴铜器，瞩望城市，参创文字，徽铭国家，融通贯穿于华夏民族数千年历史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华夏历史文化最典型、最优秀的代表，成为华夏文明史的高度浓缩。龙所展示的独特形态，蕴藏着华夏文明中最奇妙、最有趣的华采;龙所表述的观念，掌握着华夏文化中最隐秘、最曲折的精粹。
华夏人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以龙为祖先,龙不再是神话故事中呼风唤雨的神灵和封建社会帝王的专属代称，人们赋予它新的含义，强华夏民族坚韧顽强之神抒国人振兴中华之心，表华夏民族腾飞世界之志。
龙，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物形象，它是瑞兽文化的代表。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象征意义，是华夏人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情趣、民俗习惯和信仰追求的集中体现。
龙与凤龟、麒麟、貔貅等等瑞兽，构成了华夏的瑞兽文化。
瑞兽文化作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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