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融合的曙光初现。
纵观历史，任何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所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由之路，也是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夏先衍知道自己的作用应该是在最后做验证工作，于是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听众多前辈讨论关于怎样缓和中东宗教的矛盾。
华夏国在宗教融合方面的经验仅供参考，并不完全符合中东地区的国情。然而，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华夏国在宗教问题上所交出的答卷，就是为了让世界看到宗教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千百年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华夏文明虚怀若谷，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众多的外来文化与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等。
宗教在进入华夏大地之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与深度的文化融合。
但这种碰撞融合，不是为了消灭彼此，而是为了提升彼此，交融出更先进的文明。
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在保持基本教义义理的条件下，都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方式，各种宗教才得以在华夏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画卷。
已经彻底融入华夏的佛教不好拿来当做案例，因为佛教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多神论，而是一种多元论的宗教。?
可以看看一神教伊斯兰教在华夏的本土化过程，伊斯兰教在华夏的传播过程中，逐渐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实践方式。
历史上，华夏伊斯兰教的华夏化进程就从未中断过，不仅主动融入华夏社会，还积极适应华夏国情。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对外交往频繁。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东来而传入华夏。
当时，羊城、泉州、扬州等沿海城市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大量穆斯林商人在此聚居。这些商人被称为 “蕃客”，他们在聚居地建立了清真寺，用于宗教活动。
例如广州的怀圣寺，相传是唐朝时期由阿拉伯商人捐资修建，这是伊斯兰教在华夏沿海地区传播的重要标志。
此时伊斯兰教主要在蕃客群体中传播，与华夏主流社会相对隔离，其信仰和习俗主要在他们的社区内部传承，对华夏社会整体的影响较小。
但这些穆斯林商人的活动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也为伊斯兰教在华夏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更多的穆斯林来到华夏。他们不仅在沿海城市活动，还逐渐向内地迁徙。
元朝时期，由于蒙古西征，大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被迁徙到华夏，他们被称为 “回回人”。在经济上，他们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多种行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文化上，他们带来了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化。
回回人开始与华夏其他民族交流融合。他们学习汉语，采用汉姓，与汉族等民族通婚。
在宗教文化方面，伊斯兰教也开始吸收华夏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在建筑风格上，一些清真寺开始采用华夏传统建筑的形式，融合了华夏的斗拱、飞檐等建筑特色。
在教义阐释上，也出现了用汉语讲解伊斯兰教义的情况，这使得伊斯兰教在华夏的传播更加适应华夏社会环境。
明朝时期，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许多穆斯林在明朝为官，如着名的航海家郑和，他是穆斯林出身，但是他却信仰佛教与道教。
其下西洋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展示了穆斯林在华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清朝前期，清政府对伊斯兰教也比较尊重，同时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华夏的发展更加深入地与华夏传统文化相结合。出现了许多用汉语撰写的伊斯兰教经典着作，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典礼》等。
这些着作采用儒家的概念和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义，使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华夏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相互交融。
特别是经过明清着名的回儒“四子”：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的教义阐释，华夏穆斯林适应了政主教辅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华夏皇帝的政治认同，与儒家文化的自觉融合，“伊儒会通”遂发生形成。
伊斯兰教华夏化有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的“华夏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和融通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
在宗教建筑方面，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更加华夏化，除了保留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功能和部分阿拉伯建筑装饰元素外，整体布局和建筑结构与华夏传统建筑相似。
如乌鲁木齐最大的清真寺——陕西大寺，就是典型的中原建构形式，深刻体现了“伊儒会通”的建筑风格。
明清时期，华夏伊斯兰教出现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派和门宦。这些教派和门宦在教义理解、宗教仪式等方面既有伊斯兰教的传统特点，又结合了华夏的社会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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