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在青城一家制造企业干着不上不下的管理工作，说白了就是夹在老板和员工中间受气的角色。工资不算低，但也没高到能让我在青城买得起房的地步。三十二岁那年离了婚，前夫说我这个人太理性，理性到不可爱。我没反驳，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但我心里清楚，我不是天生理性的。我只是见过太多不理性的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团糟，便硬生生逼着自己长出理智的壳。比如我奶奶，比如我姑妈，比如村里那个被我从小叫到大的远舟叔。
说起远舟叔，我就不得不提一提青柳渡。
那是我老家，长江边上一个小村子，从青城开车回去要三个半小时。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靠山面水，风景好得能上明信片，但穷也是真的穷。这些年年轻人都往外跑，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远舟叔不属于这两类人，他正当壮年，却心甘情愿在村里待了十几年，为的是照顾我姑妈的爹——也就是我爷爷。
不，这个关系我得捋清楚。远舟叔是我姑妈庞丽华的第二任丈夫，我爷爷跟远舟叔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连姻亲都算不上。因为我姑妈嫁给他时，我奶奶已经去世三年了，爷爷跟着姑妈过，远舟叔作为上门女婿，自然也得跟着侍奉。
说起来远舟叔也是可怜人。他老家在更偏远的山沟沟里，父母死得早，靠吃百家饭长大，三十岁上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姑妈。那时候姑妈四十岁，刚跟第一任丈夫离婚，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在镇上的服装厂做工。远舟叔一穷二白，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姑妈家在青柳渡有三间砖瓦房，爷爷虽然老了但还能帮忙干点农活，日子比远舟叔那个山旮旯强太多。
远舟叔没犹豫就答应了。不但答应了，还同意写下字据——每月从姑妈手里领三百块生活补助，不多要，不少拿，白纸黑字，按了手印。
这事在我们青柳渡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远舟叔是图我姑妈那三间房，有人说他是想找个安稳窝，也有人叹气说他这是把自己卖了。我当时才十七岁，正上高中，暑假回去听村里人嚼舌根，心里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远舟叔充满了好奇。
第一次见他是在那年七月的一个傍晚。
我从青城坐长途车到镇上，姑父骑摩托车来接我。说是姑父，其实我该叫他什么呢？庞丽华是我亲姑妈，她的丈夫我自然该叫姑父，可这个姑父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他比我姑妈小十岁，比我爸小七岁，比我妈小五岁，算起来比我还大不了多少。
摩托车颠簸在坑坑洼洼的村道上，夕阳把远山的轮廓镀成金色。我坐在后座，手不知道该抓哪里，只好死死攥着屁股下的坐垫。
“抓紧我，别摔了。”他回过头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我犹豫了一下，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角。他的背很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身上有淡淡的烟草味和洗衣粉的气息。
“你是颖颖吧？你姑妈老提你。”他大声说，“说你学习好，将来能考上好大学。”
“嗯。”我应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叫林远舟。”他突然自报家门，好像怕我不知道他是谁似的，“往后你就叫我叔吧，别见外。”
我抿了抿嘴，没叫出口。那时候的我别扭得很，觉得叫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叔”太奇怪，可叫别的又不对。他倒也不在意，一路骑着车，遇到坑洼就减速，遇到水沟就绕道，小心得很。
到了青柳渡，天已经擦黑了。姑妈站在院门口，手里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看见我们回来，把盆往地上一搁，扯着嗓子喊：“远舟！饭做好了，快去端！”
远舟叔把摩托车停好，冲我笑了笑：“你姑妈就是这个脾气，说话像吵架，你别怕。”
我点点头，跟他进了院子。
三间砖瓦房，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红艳艳的石榴花开得正盛。爷爷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手里摇着蒲扇，看见我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颖颖来了？来来来，爷爷给你留了糖。”
我从包里拿出给爷爷带的点心，爷爷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脸上的皱纹像秋天的菊花瓣。
晚饭是远舟叔端上桌的。一盆酸菜鱼，一盘炒腊肉，一碗凉拌黄瓜，还有一锅红薯稀饭。鱼是姑妈杀的，但菜是远舟叔炒的，锅也是他洗的。姑妈坐在桌边，一边吃一边数落他盐放多了，辣椒不够辣。
远舟叔闷头吃饭，偶尔应一句：“下次少放点。”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觉得姑妈有点过分，可远舟叔似乎不在意，吃完饭又去洗碗，手脚麻利得很。
晚上我跟姑妈睡一屋。她睡床，我打地铺。关了灯，姑妈问我在学校的事情，我说了几句，她突然叹了口气。
“嫁男人，别嫁你远舟叔那样的。”她说，语气里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情绪，“窝囊。”
我没吭声，假装睡着了。
姑妈翻了个身，又说：“不过话说回来，他对我确实好。”说完这句话，她鼻腔里发出一声轻轻的哼，像是自嘲，又像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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