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独自坐在办公桌前，窗外的城市车水马龙，喧嚣繁华，可他的思绪却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意驰骋，飘回到了不久前乘坐出租车时与司机的那番交谈。那是一位地道的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操着一口京腔，话语间透着股子洞悉世事的通透劲儿。
司机师傅边握着方向盘，边扭头瞅了瞅陈宇，眼神里闪烁着几分感慨，开口说道：“您瞧瞧，江山那可是人家的父辈们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下的。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冲锋陷阵，舍生忘死，为咱新中国奠基立业。所以啊，中国人总得通情达理些，允许人家的儿女辈们沾点儿光是不是？要是连这都不答应，显得咱们中国人太不懂事儿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说到底，无非就是儿女们凭着老子们的权力地位，轻而易举地捞个几百万几千万的事儿嘛。” 他顿了顿，微微摇头，似是对这现象既无奈又有些习以为常，“不过呢，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像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儿，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陈宇的眉头微微皱起，眼神中透着几分凝重，出租车司机的这番话如同重锤，一下下敲在他的心坎上。他一直以来都对陈茜、赵敏，还有宋瑞泽这些所谓的 “三代们” 心存排斥。在他看来，他们从一出生就坐享父辈打拼而来的地位，享受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资源，轻而易举地跨越了许多人奋斗半生都难以跨越的门槛，这无疑是一种地位的不平等。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在慢慢改变，可那种与生俱来的优势鸿沟，始终横亘在他心间。这些人自幼浸润在政治氛围之中，耳濡目染，对于权力的运行、人脉的经营，有着天然的敏感度。相较之下，自己一介平民出身，靠着一步一个脚印、摸爬滚打走到如今，面对一位从小就浸淫在政治学习、深谙其中门道的人，时常会生出一种无力感，不禁自问：自己又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这是他们天生就具备的优势，如同坚固的壁垒，难以轻易逾越。
回首往昔，中国之变可谓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如同腾飞的巨龙，突飞猛进。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商业的活力，百姓的生活水平肉眼可见地提升。然而，与之相悖的是，权力的寻租现象却如同暗处滋生的毒瘤，越发猖獗，越演越烈。遥想当年，那些高级干部们，大多怀揣着纯粹的初心与使命，本身并不沽权于市，将手中的权力明码标价、寻租谋利，他们干不来那种蝇营狗苟的勾当。即便出于私心提拔亲信，那也多是基于共事的信任、能力的赏识，绝不收钱。当年 “跑官” 的现象固然存在，可细究起来，不过是带上些烟酒、土特产之类的礼品，略表心意。礼品终究非是钱钞，也鲜少听闻有人以名车、豪宅、别墅当作礼品去疏通关系的事儿。故而，当年之 “跑官” 现象，与后来那丑陋不堪的买官卖官行径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虽说买卖个科级处级的小官职的行径，在当时也难以完全杜绝，但这类芝麻官职的交易，是绝沾不上高级干部们的边的，他们心中尚有底线与操守。
陈宇双手交叠，撑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实在想不明白，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凭借自身的职权威望，大抵已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退休之后，国家给予的待遇也是颇为优厚，既能安享晚年，又能维持体面。按常理来说，不显山不露水地贪贿个千八百万的，足够余生花销了呀，为何非要频频出手，几千万几亿元地疯狂敛财不止呢？这背后的贪婪与疯狂，远远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畴。
后来，经过反复思索，陈宇似乎逐渐想明白了，症结无非是一个 “信” 与否的问题。这里所说的 “信”，并非单纯指信仰的 “信”，也不是诚信的 “信”，而是相信与否的 “信”。即 —— 他们真的相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可持续的吗？倘若内心笃定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的力量，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削弱一些贪欲，让他们在面对诱惑时，能够坚守住内心的底线。反之，他们的贪欲如此之大，肆无忌惮地践踏法纪红线，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
这些高级干部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前，最频繁之事莫过于政治学习。各类学习会议、培训研讨应接不暇，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何以学来学去，连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之可持续，竟然也还不能坚信呢？是他们的头脑太愚钝，再好的主义、再深刻的理论也装不进去呢？还是他们其实太过聪明，自己们首先就从那 “特色” 中看出了所谓的 “毛病”，进而对未来丧失信心，转而疯狂地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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