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命运总是波澜起伏。或许是因其疆域辽阔，总有各类灾情在某地悄然爆发；又或许是上苍有意考验朱棣与这新兴的大明，除了饥荒等人祸，天灾亦接踵而至。
六府饥荒之事刚刚趋于平稳，浙西之地却又突遭水灾。相关官员治水不力，致使朱棣龙颜大怒。于四月三日，朱棣颁下旨意，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前往治理苏、松、嘉、湖等地的水患。不久之后，又指派侍郎李文郁作为其副手，并遣佥都御史俞士吉携带水利典籍赐予夏原吉，以助其治水。
夏原吉抵达灾区后，即刻展开实地勘察。他先是恳请依照大禹所开辟的三江入海故道，对吴淞江下游进行疏浚，使其上连太湖。而后，根据地势度量，规划建造水闸，依照季节差异开闭闸门，以此调节水流。
朱棣对其方案深以为然，当即下旨应允。此前，夏原吉与朱棣探讨赈灾之策时，便提出以工代赈之法甚佳。于是，他直接征调十几万民工投入治水工程。
夏原吉身着布衣，在工地上徒步往来，日夜操劳筹划。即便是盛夏酷热难耐之际，他亦不撑伞盖，全然不顾烈日暴晒，一心只为治水之事。
彼时，亦有人相劝夏原吉，称其身为朝廷重臣，大可不必事必躬亲。然而，夏原吉却正色道：“这些受灾百姓皆在辛苦劳作，我怎可忍心独自贪图安逸享乐？”其言铿锵，其行坚毅，尽显一代贤臣的担当与情怀。
待工程竣工，夏原吉返回京城复命。朱棣问询水患治理情形，夏原吉如实回禀：“水虽已循故道入海，但支流尚未全然疏通，此非长久万全之策。”其言虽简短，却透露出对治水大业的深谋远虑与未雨绸缪。
而在大明的北方，就仿佛厄运专挑苦命之人一般，山东百姓先是饱经靖难战火多年的无情摧残，待天下初定，又遭遇饥荒之苦。好不容易稍有缓解，却又被蝗灾席卷。
山东地方官员面对蝗灾，竟选择隐瞒不报，未在第一时间将灾情上奏朝廷。如此行径，致使蝗灾在山东境内迅速蔓延开来。蝗虫所过之处，寸草不留，一片荒芜，仿若绿色的生机被瞬间吞噬。
不久之后，蝗灾又蔓延至河南境内，局势愈发严峻。 待消息传至京城，朱棣得知后怒发冲冠，当即下旨将那些知情不报的官员治罪，以儆效尤。
随后，朱棣又下令两地官府即刻组织人力捕捉蝗虫，并免除河南当年赋税，以期缓解百姓困境。
朱棣与朝中大臣们紧急商讨应对蝗灾之策。在当下，在治理措施方面并没有什么科学防治和姚芳芳值得办法，主要还是依靠多年的经验。
其一乃是通过政策引导。官府组织人力灭蝗，并制定捕蝗奖励制度，以激励百姓踊跃参与。百姓每捕获一定数量的蝗虫，便可获得相应的赏赐，或为粮食，或为钱财，以此激发民众灭蝗的积极性。
其二是进行类似后世的生态防治。例如开垦荒地，减少蝗虫滋生之地。因蝗虫偏好于荒草丛生之处产卵繁殖，若将荒地开垦，使其变为可耕种之地，便能破坏蝗虫的繁殖环境，从根源上遏制蝗灾。
其三则是开展农作防治，鼓励农民种植蝗虫不喜食用的作物，如芋头之类。如此，可减少蝗虫对粮食作物的破坏，保障百姓的收成。
然而，山东刚刚历经饥荒，民生凋敝，百姓们尚在温饱线上挣扎，又何来力量去组织起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
朱棣对此亦是眉头紧锁，苦无良策。大明境内连连遭灾，难道真的是上天对他的警示或惩罚？朱棣自是不信这些虚妄之说。
他忽然想起道衍的弟子王珏，暗自思忖：“那小子颇具奇思妙想，说不定能想出应对蝗虫的绝佳办法！”
随后，朱棣即刻派人向北平传旨，向朱高炽通报山东、河南两地的蝗灾详情，并责令其召集人手商讨赈灾之策。朱高炽接获消息后，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召集众人商议应对之法。
北平因未受太多饥荒波及，王珏这边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经营，焦炭和煤焦油的工坊已颇具规模。自温度计研制成功后，工坊的生产规模更是迅速扩张。这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焦炭和煤焦油的大量产出，亦开始对北京的相关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推动。
考虑到周边地区爆发饥荒的状况，王珏与二狗、陈妍商议后决定暂且搁置酒楼和肥皂工坊的扩张计划。他们打算集中这些资金全力发展以焦炭和煤焦油为核心的产业，力求在工业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与发展。
为保障工人们生产时的安全，三人经商议后决定筹建一个口罩工坊，大量制作口罩以满足西山煤矿和自家工坊的需求。与此同时，为拓宽煤焦油的应用领域，二狗和陈妍还决意寻觅制墨匠人，计划开设制墨工坊，探索煤焦油在制墨工艺中的创新应用。
而王珏则着手筹备制作沥青，并计划将沥青应用于道路建设之上，期望以此改善交通状况，促进地区间的交流与贸易，而且也可以由此组建出一支专门铺设道路的工程队伍，开始催承包工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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