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的二月，一场震撼朝野的风暴悄然酝酿。此时的大唐帝国，虽已不复昔日辉煌，但宫墙内的暗流涌动，依旧能让人感受到权力斗争的残酷。有人密告韩建，声称睦王及另外七位王子正密谋对韩建不利，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打破了表面的平静。韩建，这位在乱世中崛起的权臣，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没有丝毫犹豫，立即采取了行动。
他迅速将涉嫌谋逆的八位王子囚禁于一处隐秘的别宅，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一举动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为了震慑那些可能心怀不轨的势力。同时，韩建还遣散了随驾的殿后军两万人，这一决策既减少了潜在的反对力量，也向世人展示了他对于局势的掌控力。然而，韩建的狠辣手段并未止步于此，他还下令处决了捧日都头李筠，此举无疑是在向所有人宣告：任何挑战他权威的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天子的权势被进一步削弱，几乎成了名义上的存在。宿卫之士，那些本应保护皇帝安全的忠诚卫士，也在韩建的清洗下消失得无影无踪。皇权旁落，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整个朝廷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氛围之中。
时间转眼到了八月，韩建再次出手，这一次，他派兵包围了十六宅，通王以下的十一位王子在石堤谷遭遇了残酷的厄运，他们被冠以谋反的罪名，惨遭杀害。与此同时，韩建还除掉了太子詹事马道殷、将作监许岩士等昭宗的宠臣，甚至将宰相朱朴贬黜出京。这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出韩建在朝廷中的绝对控制力，以及他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的零容忍。
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华州被升为兴德府，韩建也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府尹一职，这标志着他在地方上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同年八月，昭宗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流亡生活，回到了京城。但此时的京城，早已不是昭宗记忆中的模样，韩建等权臣的势力如日中天，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安抚韩建，昭宗在回京后的九月，册封韩建为太傅，并进封许国公，还赐予了象征着无上荣耀的铁券。这些恩赐，既是昭宗对韩建实力的认可，也是无奈之下的妥协。然而，权力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韩建并未因此而满足，他仍在暗中策划着更大的阴谋。
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这一年，朝廷再次陷入了动荡之中。十一月，宦官韩全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迫使天子前往凤翔。而韩建，这位曾经的朝廷重臣，也卷入了这场阴谋之中。他的参与，无疑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消息传至太祖耳中，这位在乱世中崛起的枭雄，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迅速从河中率军向西进发，决心要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分一杯羹。当太祖的前锋部队抵达同州时，韩建的判官司马邺选择了献城投降，这一举动无疑为太祖的进军铺平了道路。
随后，太祖的大军逼近华州，韩建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太祖的兵临城下，韩建不得不放下往日的骄傲，乞求投降。然而，太祖并未轻易放过他，而是严厉责备他胁迫君主的罪行。韩建为了推卸责任，竟将一切罪责都推到了从事李巨川的身上，声称自己只是受了他的蒙蔽。太祖听后，怒不可遏，立即下令斩杀了李巨川。
关于李巨川的死，历史上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据《北梦琐言》描述，韩建在求饶时曾说：“我不识字，凡是朝廷的章奏、邻近的书信，都是李巨川代写的。”这番话，似乎是在暗示李巨川才是幕后主使，而他只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于《新唐书·李巨川传》。据该书记载，李巨川在得知韩建投降的消息后，主动前往军门请罪，并试图通过谈论当世利弊来挽回自己的性命。然而，他的才华却引起了太祖属官敬翔的嫉妒。敬翔因文学才能侍奉太祖左右，他担心李巨川一旦被重用，自己可能会失宠。于是，他诡辩说：“李巨川确实是奇才，但对您不利，怎么办？”这番话，无疑是在暗示太祖，李巨川虽然才华横溢，但却是个潜在的威胁。当天，太祖便下令杀了李巨川。
尽管李巨川的死因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死与韩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太祖与韩建之间，却并非只有仇恨和敌对。事实上，他们两人在军中曾有过兄弟般的交情。因此，当太祖见到韩建时，心中的怒气瞬间平息了许多。不久之后，太祖甚至上表推荐韩建为许州节度使，这一举动，既是对韩建过去功绩的认可，也是对他未来忠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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