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国忙道：“要，要，要，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总座，参座，要不你们先进城吧，我在城外先看看这些新兵。”
卫立煌说：“那好，我们西安再见！”
郑卫国留下了一个排，让其余的兵力继续护送卫立煌南下，自己则同壮丁们走在后面，想多了解一下情况。这些壮丁见郑卫国待人和气，又是将来的长官，胆子渐渐就大了些。开始是问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争先恐后地向郑卫国诉苦。
负责押送的排长感到有些紧张，对郑卫国说：“长官，这些贼骨头都是强征来的，让他们这样闹下去非炸营不可！”话说国军为什么不搞诉苦呢，就是怕这个。这些征来的士兵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一肚子苦水，搞不好情绪就会失控。
郑卫国说：“你别怕，出了事有我担着！”又对壮丁们说：“你们都别激动，一个一个说！”既然已经说开了，不如让他们说个痛快，憋在肚里更容易出事儿。
一条大汉一手按在裤腰上，一举高高举起，嚷道：“长官，额先说！”
郑卫国说：“好，就是你了！”见他这个姿势太搞笑，忙让押解的士兵把裤腰带都还给他们。
大汉系上腰带，道了声谢，然后破口大骂他们乡的保长。据他说，他本来是家里的独子，只是因为没钱给保长就被硬抓来凑数。那个保长利用征兵的机会，到处盘剥百姓，祸害乡里，搞得不少人家破人亡。说到伤心处，这条大汉和他的乡党们竟然一起痛哭起来。
郑卫国偷偷问那名排长，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排长的眼睛也红红的，大概是勾起了伤心事儿吧。他叹了口气，说：“长官你是不知道，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拉个壮丁算什么，杀人放火都没人敢管！”
旁边一名士兵气愤地说：“我也是硬抓来的，我爹气得大病一场，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这话比较幽默，郑卫国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过笑完之后，又感到有些心酸。
好好的征兵工作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原来国民政府对基层控制薄弱，使得乡村一级政权大多落入地方黑恶势力（即土豪劣绅）手中。他们一面用残暴的手段征兵，一面勾结兵役署的人将之作为生财之道。
每年应征新兵名额分配既定之后，接着进行及龄壮丁的抽签征集，中签的壮丁，就是这一年度应当入伍的新兵。因此，抽签过程充满了敲诈、勒索和剥削。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
还有的乡保长利用贪墨士兵的安家费、壮丁费的方式中饱私囊，甚至连阵亡烈士的抚恤都贪，简直是丧尽天良！
北大教授蒋梦麟先生在抗战时担任红十会会长，曾向常凯申报告过征兵的惨状，认为征兵方式的粗暴野蛮，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并以他在贵州一处壮丁收容所看到的为例，说从广东曲江征调的七百多人壮丁，沿途不断死亡，到了贵州仅剩十七人。
蒋梦麟先生认为八年抗战下来，征调的壮丁未入军队即死亡有一千四百万人之多，而因战争死亡的中国军民约为1800万（直接伤亡，不包括各类间接伤亡，即一千四百万不包括在1800万以内）。他拿这个惊人的数字征询高级军官们的意见，军官们都说只会多，不会少。
常凯申接到蒋梦麟的报告后也没有反驳，只是说：“觉得无面目做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兵役署长程泽润被枪毙后，常凯申委任鹿钟麟为兵役部长。鹿上任后，发现全国征兵工作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感慨道：“对于兵役部所属的不法分子，我们是极为愤恨的，也曾想以严峻刑法，铲除积弊。却遭到各方面的阻挠，无法行得通！”
当然，鹿仲麟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1944年了，那个时候国府已经病入膏肓，现在才38年，情况还是要好一些的，起码征兵过程中杀人的不多，征走的壮丁家里多少还能得到一些安家费。
等壮丁们的情绪都平稳了些之后，郑卫国劝解道：“你们这些人在征兵的过程中确实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可现在不是打内战，而是打日本鬼子的保国存种之战！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去打日本人？”
壮丁们一听打仗都把头低了下去，一个个死活不肯吭声。
郑卫国就跟他们讲华北军民英勇抗日的事迹，试图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特别讲到淞沪会战时，国军敢死队员绑着炸弹冲向敌阵，说：“若国家将亡，则请先死！如今国难当头，是好男儿就要为了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
说完，要求壮丁们表态。可这些壮丁纷纷表示不愿意当兵，理由都很充分，有的是独子，有的舍不得家人，还有的怕死。一些胆子大的甚至求郑卫国放他们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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