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的东征，导致了欧洲地理观念的扩大，圣经中的只言片语与现实中寻找盟友的渴望，让约翰长老故事应运而生，
成为中古时期欧洲人对东方异域的一个重要文化意象。
从12-17世纪，约翰长老的所在地经历了从东方向非洲和印度的转变。
在葡萄牙人向东探索的过程中，寻找约翰长老，与其进行联盟并合围哈喇势力，曾经是经济利益之外航海家和探险者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7-8世纪哈喇崛起，地中海贸易体系被彻底割裂后，欧洲与“东方世界”（近东、中东）的联系也就此陷入长时间的空白，11世纪末，恢复元气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对哈喇展开了反攻，长老约翰的神话，也在十字军东征后不久，开始在僧侣笔下出现，并迅速在各国宫廷的朝臣耳边流传。
1122年，一个自称印度主教约翰的男人觐见教宗，把他的土地描述成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国度。”，不过在当时并未引起教廷和上层的注意。
二十多年后的1145年，十字军建立的近东封建国家——安条克公国（诺曼系统）派出使节来到意大利，向教宗寻求帮助。在面圣中，使节向教宗绘声绘色描述了约翰长老的事迹，这也是西欧首次出现对约翰长老的记载。
“在波斯和亚美尼亚以东的世界最东方有个基督教国家，他的最高统治者名叫约翰，既是国家的祭司，也是国家的世俗领袖，被臣民唤作约翰长老。几年前，约翰长老对波斯和米迪亚的国王发动的战争，将异教徒打的落花流水，他本想顺势西征，与我们十字军合兵一处，但底格里斯河和的涛涛巨浪阻碍了他的行军，他的军队因为水土不服，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回国，他本想渡过底格里斯河，前往圣地朝圣的愿望，也因此落空了。”
当时欧洲人把亚洲统称为印度，不是指现在的印度，不要混淆。
后世的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被描述详尽的战争多半是之前数年（1141年）西辽帝国耶律大石在中亚大破塞尔柱突厥的战役，这种道听途说产生的一厢情愿在之后还会屡次发生。欧洲人显然对与约翰长老合兵一处的梦想充满了憧憬，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很快被组织起来，然而事与愿违，约翰长老虚无缥缈，并未如期出现，这则消息很快就没有了下文。
在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二十年，西欧各地出现了一份署名祭司王的信件，这封信的作者自称“印度国王约翰长老”，自称为“三印皇帝”（三印是欧洲人在中古时代遐想出来的东方地理概念，一般认为，恒河地区和埃塞俄比亚是第一印度和第二印度，第三印度一直未有明确说法，一般可以指更东的区域），国土向东一直延伸到“日出之地”，向西延续到巴比伦一带。
“你若想想象我统治国度的广袤和强大，只需抬头仰望满天的繁星，我的国家比这更光辉灿烂，更广袤无边。”——“三印皇帝约翰”
不仅如此，这位帝王还在信中用傲慢的语气提到了自己的赫赫权势，他的皇宫呈印度式样，是圣多马为印度国王设计的式样建造的，无比奢华。在他用膳时，“桌旁有七位国王伺候他”，每个国王又有62位公爵伺候，每个公爵又有365个伯爵伺候。在他每天吃饭时候，左手边是20位大主教，右手边是12位大主教。
迄今为止，这篇满口马可波罗式探险家大话的信函究竟出自何人、写于何地都仍然是一个谜团。
然而史学家在对这封信的典故、行文方式等进行分析后多数同意，此文多半出自一个在地中海东部十字军国家生活的天主教僧侣，因此既能用拉丁文写作，又能引经据典，讲述西欧人闻所未闻的传说。
在中古的西欧人看来，印度几乎就像月亮一样遥远，在这个充斥着传奇、奇迹和神话故事的年代，祭司王约翰的故事，并非那么荒诞不经，信件中举目皆是的独眼巨人、人头杨、长生鸟等奇珍异兽，反倒是进一步作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想象的真实性。
虽然教宗对此信将信将疑，在12年后才决定回信，但在俗的欧洲人早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无限遐想，而腓特烈二世等王公贵族，更是醉心于约翰王的权势和对宗教的控制，迫不及待的钦点谋臣策士，在自己统治区域内“挖掘”出了和约翰王渊源深厚的“东方三博士”遗骸，迎至科隆大教堂隆重安葬，俨然以欧洲的“约翰王自居”。
马可波罗成长的年代，欧洲人普遍仍然相信蒙古大汗，和约翰长老之间有着爱恨交加的关系
12世纪末，十字军在近东遭受到了重大挫折，与此同时，内亚游牧的蒙古人正在迅速崛起，蒙古人中本身就有一定比例的景教徒（基督教的一支），在他们的征战和扩张过程中。
一些蒙古的历史就和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通过数次变异版本之后，传入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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