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于公元12年返回罗马后，他庆祝了之前推迟的凯旋式（triumph），并邀请为他效力的将军们一同获得凯旋荣誉。
在凯旋仪式上，他在进入卡庇托尔山（Capitol）之前下车跪拜于主持仪式的父亲奥古斯都脚下。
不久之后，执政官们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提比略与奥古斯都共同治理行省并与他共同主持人口普查。
在仪式结束后，提比略启程前往伊利里库姆（Illyricum）。
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这些仪式和“共同元首”的正式宣布发生在公元12年提比略从日耳曼尼亚返回之后。
但很快，提比略被召回罗马。
在他返回时，奥古斯都虽然病入膏肓但仍然活着，提比略与奥古斯都单独相处了一整天。
奥古斯都于公元14年8月19日去世，享年76岁，正好是他第一次担任执政官56周年。
他的遗体按照仪式火化，遗嘱被宣读，他被正式神化。
提比略，这位年过55的中年人，被确认为奥古斯都唯一幸存的继承人。
他顺利接管政权，没有遭遇任何对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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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月17日，提比略（Tiberius）召集元老院，旨在确立其作为“第一公民”（Princeps）的地位，并赋予自己相关权力。
与此前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的做法相似，他寻求元老院授予自己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
然而，提比略拒绝接受奥古斯都的头衔及“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也拒绝了市民皇冠。
这种姿态或许是想表现自己如奥古斯都一样，是一个不情愿却忠诚的公共仆人，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竭力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然而，他对这些具有象征意义、半宗教性质的荣誉称号的拒绝，以及其对“第一公民”完整权力的犹豫，被当时的精英视为侮辱，而非谦逊的表现。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伪善。
塔西佗（Tacitus）记载，提比略讽刺元老院为“适合做奴隶的人”。
提比略与元老院之间的敌对关系似乎是他统治时期的一个特点。
在他统治的头几年里，提比略似乎希望元老院独立行事，而不必参考他的意见或将其责任视为“首席元老”。
他的直接指示通常含糊其辞，这导致人们更多讨论他的真实意图，而不是通过他的立法。
与此同时，驻扎在潘诺尼亚（Pannonia）和日耳曼尼亚（Germania）的罗马军团未能如承诺那样获得奥古斯都承诺的奖金。
当他们发现提比略迟迟未回应时，出现了早期哗变的迹象。
提比略派遣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和其子德鲁苏斯·尤利乌斯·凯撒（Drusus Julius Caesar）率领小股部队平息叛乱，重新整顿军团纪律。
日耳曼尼库斯接管了叛乱的部队，率领他们开展了一次短暂的莱茵河（Rhine）以东日耳曼尼亚地区军事行动，并承诺所获战利品将作为他们的奖金。
日耳曼尼库斯的部队占领了莱茵河与易北河（Elbe）之间的所有领土，并控制了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数年前，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率领的三支罗马军团和辅助部队在此被日耳曼部落全歼。
日耳曼尼库斯收复了当年被俘的军团军旗，挽回了罗马的荣誉。
这些大胆且成功的行动进一步提升了日耳曼尼库斯本已很高的声望。
归罗马后，他在公元17年获得了全面凯旋礼。
这是自公元前29年奥古斯都凯旋以来第一次完整的凯旋仪式。
公元18年，日耳曼尼库斯被授予帝国东部的管理权，这与之前的马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和提比略的安排类似。
这被解读为他将成为提比略继任者的象征。
然而，仅仅一年多后，日耳曼尼库斯就在指控叙利亚总督格奈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Gnaeus Calpurnius Piso）毒杀自己后离世。
皮索家族长期支持提比略家族，并在提比略的母亲莉维娅（Livia）与年轻的屋大维（Octavian）成婚后与其结盟。
日耳曼尼库斯的死及相关指控使新任“第一公民”受到质疑。
皮索被送上审判，并据塔西佗记载，威胁要牵连提比略。
然而，皮索是否确实能将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与提比略联系起来仍不明朗。
当皮索意识到元老院站在反对他的一边时，他选择自杀，而不是继续受审。
公元22年，提比略将自己的保民权（tribunician authority）与其子德鲁苏斯分享，并开始每年都前往坎帕尼亚（Campania）巡游，这些巡游的时间据说一年比一年长。
公元23年，德鲁苏斯在神秘情况下去世，提比略似乎没有为其任命继承人。
公元26年，提比略搬到卡普里岛（Capri）上一处从奥古斯都继承的帝国别墅群居住。
这座岛屿距离坎帕尼亚海岸不远，是罗马上层阶级的传统度假胜地，尤其受那些重视文化休闲（otium）和希腊化生活方式的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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